工作人员正在修复文物

　　2016年，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播出，几乎一夜之间，“文物修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同样是2016年，新昌博物馆馆藏的164件（套）古代书画、拓片因受损严重，被送往北京修复。这些需要修复的文物中不乏名家之作，如《蒲华行书对联》《吕爚行书卷》《方雪坡墨梅图》《董邦达山水横幅》等。历时3年时间，最近，这批文物终于修复完成，经过验收交接后回到了新昌博物馆。

　　164件文物，光修复就花了3年时间，其中的复杂繁琐不言而喻。“新昌的文物送到北京去修，还需要在北京模拟新昌的天气特点。”据新昌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俞国璋介绍，每一幅字画、拓片都有自己的生命印迹，修复团队首先需要读懂它们，才能保护并体现文物完整的价值。有人说，修复文物是还原真相和历史人物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3年时间，修复团队又是如何完成和164件文物的对话的？

　　民国俞玉庵花鸟屏修复前后对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文物

　　清代人董邦达，浙江富阳人，曾官至礼部尚书，也是有名的画家，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三董”，他的二十多件画作分别被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收藏。

　　新昌博物馆也有一幅《董邦达山水横幅》，只不过因保管条件有限，受损严重。

　　“根据登记资料，董邦达的这幅作品应该是以前的老师从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俞国璋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新昌文物管理委员会有位叫潘表惠的老同志，平常除了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之外，最喜欢去当时的供销社废品收购站，从别人送来的废纸堆、破旧布条中挑挑拣拣，《董邦达山水横幅》就是这么从废纸堆里挑出来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人家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有些家庭收藏的名人字画在传了几代后，霉变或者虫蛀严重了就会被人当作废纸处理。据俞国璋介绍，除了董邦达的字画，潘表惠还从破旧布条中找到了一道明朝的圣旨，圣旨已经于2014年修复成功。

　　除了来自废纸堆中的文物，新昌博物馆的一部分馆藏文物来自“文革”时期查抄物资管理办公室。“‘文革’时查抄来的文物都由这个办公室保存，‘文革’结束后，曾通知所有人来领取，剩下一些无人认领的文物，就被当时的文物管理部门收藏了。”俞国璋告诉记者，《蒲华行书对联》《吕爚行书卷》《方雪坡墨梅图》等珍贵文物就是来自这个办公室。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宣纸、绢材料本身脆弱，新昌博物馆馆藏的书画、碑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虫蛀、水印、折皱、返潮及局部脱落、残缺等问题。”据新昌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新昌的文物保管条件比较差，所以这些文物虫蛀、霉变现象特别严重。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文管委办公室搬到了大佛寺景区的千佛岩，房子依岩壁而建，特别潮湿，时间久了，纸张霉变甚至断裂现象很常见。如《方雪坡墨梅图》作品，虫蛀和破损严重，对画作造成了致命影响。

　　2014年，新昌博物馆开放之后，文物的保管条件好了，但馆藏的164件（320幅）文物急需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