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初在察看出土文物

　　海宁一个汉墓考古出土现场

　　周建初在汉墓考古出土现场

　　周建初修复的良渚出土文物

　　周建初修复的良渚出土文物

　　等待修复的良渚出土文物

　　海宁汉墓考古出土现场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成为考古年度关键词。

　　对于海宁人周建初来说，“良渚”同样是他人生的关键词。

　　因为与“良渚”的相遇，他从一个农民挑土工，变成文物修复师、文保专家；他参与二三十个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亲手修复了千余件“良渚”文物。

　　7月11日，中午的阳光有些灼热，海宁市袁花镇夹山村汉代墓葬群考古现场，周建初戴着遮阳帽，正和他的同事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这是今年6月，工程队修路时刚发现的一处墓葬群。接到消息，在省考古所专家的指导下，由海宁市文保所协助进行抢救性发掘。

　　海宁市文保所盐官文保部，是周建初日常办公所在。大院里处处摆放着他和同事们从各地发掘或收获来的石碑、石马、石人……走上二楼，周建初的修复工作室，更是满满当当，到处是分成小堆的良渚陶器碎片，也有他修复的半成品和已经修复完成的陶器……那道道雪白的补痕，似乎正在诉说着它们所经历过的沧海桑田。

　　看着认真做着修复的周建初，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三十年前，他只是一个考古现场的挑土工。

　　初遇“良渚”——挑土工成考古技工

　　荷叶地遗址，一个有着很文艺名字的良渚文化遗址，是周建初命运改变的原点。

　　海宁周王庙镇星火村，有一处比稻田高约两米的高墩，四周原有河塘环绕，当地人称之为荷叶地。1988年夏天，星火砖瓦厂工人取土发现玉璧，被通报到海宁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9月，一支由刘斌（著名考古学家、良渚古城遗址重要发现者、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带队的考古队入驻星火村。

　　星火村民周建初，此时还未满十六周岁，刚刚初中毕业，在家务农。考古发掘需要挑土，周建初和二十多个老乡一起成为挑土工，“当时，去乡镇企业需要门路，也需要手艺，挺难进的。去挑土，做做临工，能挣点钱。”

　　没听说过考古的周建初，每天挑土六小时，单趟近三十公斤，能挣四元钱，为此肩膀的皮都磨破了。

　　有时候看着那些读书人，拿着小刷子、小铲子、竹签，刷刷挖挖，从地里取出个破罐子破陶片还小心翼翼，周建初坦言，“虽然好奇，但挺不以为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文物，有多重要。”

　　挑土挑到一半，刘斌让周建初参与刮地面，帮着包装文物，打打下手，“考古找墓需要刮边、铲地，才好找到墓的开口，我们就是学着做这种工作。”当时考古人才欠缺，考古队想培养一些技工，做些基本技术工作，包括一般的文物修复，让研究人员腾出手来做研究。“我年龄小，个性比较内向，但也蛮踏实肯干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发掘，荷叶地遗址清理出良渚文化墓葬十六座，随葬品有琮、璧、钺、镯、管、珠、石锛、石犁和陶器共三百八十件。

　　临走时，刘斌问周建初，要不要跟考古队走，干这种技术活。“我呆在乡下也没工作，年龄小，听说能到杭州大城市，能去外面看看，就同意了。”对他来说，虽然工资比较低，这也算是一份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

　　1988年10月5日，周建初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他坐着考古队的吉普车，身边堆着棉被、餐具等考古队生活用品，“对能出去打工，蛮新奇的，也兴奋。下车时，我才发现，这压根不是杭州，是瓶窑（注：余杭瓶窑镇边上有吴家埠工作站，是浙江省第一个考古工作站，当时浙北发掘的不少文物都被送到这里存放、研究），离杭州还有三十公里呢。”

　　最初，他在工作站跟着几个河姆渡遗址退下来的老师傅学文物修复。“我学的是一般性文物修复，难度相对不大，若是金属器物、瓷器修复要难一些，但良渚遗址需要修复的多为陶器，没有金属器和瓷器。”文物修复一般分为清理茬口，寻找接口，粘接、加固等工序，若是缺片需用模具石膏粉补漏，破损厉害的还要建模补漏。“这些器物贴上文物标签，非常高大上，其实就像拼图一样。老师没办法告诉你怎么做，只可意会，悟性很重要。”

　　比较重要的是判断文物造型，“看多了，做多了，看着碎片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器物型状，一开始，不大好推断，只能靠茬口的比对拼接出来。”

　　那时，周建初目之所及，除了文物还是文物。一开始先学破损不是很严重的汉代硬陶修复，它们质地较硬，断裂的茬口不易磨损，更易掌握，几个月后，学泥质陶器修复，以良渚陶器为主。周建初屡屡提到他所做的文物修复只是一般性技术活，“唯手熟耳”，他用了这么文绉绉的词句，“我心智晚开，历史表都背不出，也意识不到这些碎片的重要，只把这当成工作，学门技术。因此，也没有什么战战兢兢，是真正的无知者无畏。”

　　文物修复自然也有难点。这一带良渚遗址聚集，所以“遭遇”的也多是泥质陶。泥质陶非常薄，非常脆，容易碎，茬口也易磨损，“土都比泥质陶硬。如果土和陶连在一起，将刀插在两者之间的话，土未破，陶已经碎了。”泥质陶干燥后，硬度会稍有提高，这时清理出土，但要连土整体取出，带回以后，清理一片，拼一片，并且泥质陶基本上不能清洗。硬陶则无妨，一般用清水清洗干净再拼。

　　破碎越厉害越难修复，经常拼着拼着，就找不到下一片了。这时周建初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放在一边，“有时，吃着饭，咦，那一片和那一片好像可以连起来，就赶紧去试，或者一觉醒来，灵光乍现。拼好后，自然是非常愉快。”

　　修复文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绘制比较细致的文物线图，这对研究文物、提炼文物信息非常重要。有很多信息，比如器物的厚度、内部结构、质地、纹理、瑕疵等，实物影像很难体现，只能通过线图表现。在绘制时有很多难点，器物在哪一点上需要特别注意，器物的形成、玉器的纹理如何表现……这些不仅需要经验，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

　　在省考古所当技工的那几年，周建初除了学习文物修复，文物线图绘制，还要学习记录（墓葬记录、探方记录），跟随考古队进行田野考古，“整个浙江范围里，哪里有考古就跟着去哪里。”

　　在此过程中，周建初也在不断积累、掌握田野考古的一些本领。“辨认迹象是考古发掘中的关键环节。”但辨认迹象要依靠土质、土色和细微的遗物颗粒来辨识，而且要选择合适的光线多次辨认。这是个枯燥却又严谨的过程，周建初跟着考古队挖了五年土，才渐渐懂得如何辨认墓葬和灰坑的迹象。

　　他参与了二三十个良渚相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新地里、南河浜、汇观山等。他记得省考古所良渚文化专家王明达在讲课时提到自己，“一个技工，在写作能力方面也许比不过本科毕业生，但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动手能力上就要强一些，可以和本科生做个互补。”　　

　　再遇“良渚”——考古技工成文保专家

　　桐乡新地里遗址，是周建初参与发掘的一个非常重要良渚遗址。

　　新地里遗址位于桐乡市崇福镇（原留良乡）湾里村， 2001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队，经过两期发掘，清理良渚文化墓葬一百四十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牙器、木器等各类良渚文化器物达一千八百余件（组）。

　　这个考古项目，周建初与考古队共同获得了2001年至2002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也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周建初意识到考古工作的重要，这是他人生的又一转折，“从前，我只是一个技工，新地里之后，我有意识地开始做些考古研究工作。”

　　在新地里遗址发掘现场，除了参与部分墓葬清理，周建初主要负责文物修复。他几乎承担了所有文物的修复，修复文物八百多件，“以前考古都是将文物拿回工作站修复，这一次考古队长蒋卫东（注：2008年良渚博物院开馆后任院长），大胆提出边发掘边修复（文物）。”

　　在现场修复文物，好处是文物搬动少，磨损就少，陶片也不易混淆，最重要的是，现场修复，可以在发掘过程中就大致了解遗址出土了什么文物，有助于更早更全面地了解遗址面貌。但现场修复，对周建初来说，无疑会更加艰苦、困难。2001年一整年，他就在发掘现场附近租住的农民家里，完成了五百余件文物的现场修复。

　　在这次修复中，周建初初次尝试用502胶水取代环氧树脂作为粘合剂，“老师傅教我的是用环氧树脂，要经过二十四小时才能将两块陶片粘合牢固，一个器物碎成几十片，就得好几个月。现在用502胶水，就方便多了。”刚开始，没那么顺利，有些泥质陶片间的缝隙比较大，用502无法粘合，他反复实验发现，将出土的墓土碾碎，塞到缝隙里，就可用502胶水粘合。

　　在新地里遗址，周建初修复的一件夹砂黑褐陶三足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实足盉一般相关的展览里都有它，造型有点像龟，十分别致，是我在现场亲手清理、亲手修复的，花了一番心思，修得比较完整，外表也处理了一下，效果比较好。”他记得有上海专家来参观时说，这个很完整，很漂亮。他笑说这个原是破的，有一个脚是假的。很是自豪。

　　最令周建初有成就感的是良渚文化灰陶刻划壶的修复，器物上有飞鸟纹，在出土时已经碎成三百多片，好多陶片不过指甲盖大小，“质地很酥松，手稍微用力就会变形。”这是周建初修复的破损片数最多的陶器，前后花了他一个多星期，“飞鸟纹刻得比较浅，器物修复后，才得见其全貌，对文物研究，特别是飞鸟纹的研究有一定用处。”

　　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在新地里遗址发掘过程中，周建初受蒋卫东的影响，逐渐意识到考古是怎样的一份工作，文物具有怎样的价值。“另外，当时正值嘉兴大发展，平整土地多，出土器物多，发现遗址、墓葬也比较多，而当时海宁挺缺这方面的人，我跟着考古队，也学了不少技术，就想我是否应该发挥一点作用，为家乡做点事情。”

　　也就在此时，省里考古专家推荐周建初到海宁市博物馆工作，开始没有编制。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海宁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员，文物发现、考古、发掘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他发现了二十多个遗址，基本上是良渚时期，比如瑞寺桥遗址，还有部分尚未进行考古发掘。“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点用的。”

　　新地里遗址发掘前，周建初就是为工作而工作，虽然也会看一些书籍资料，增强技能，“比如研究陶器类型，但多是就事论事，想着反正我用不着写考古报告，就修复一下，没有想要深入了解这个文化的想法。”参加新地里遗址发掘，特别是进了海宁博物馆后，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参加了自学考，还找来考古、文保相关的书和资料来看，他不仅把博物馆相关资料都看了一遍，还有海宁各种史料、志书也都找来看。

　　2003年金石墩遗址发掘，他第一次撰写考古报告，担任了更多的现场组织工作。“田野考古其实是综合性的工作，不仅要负责现场的发掘、整理，还要关注考古人员的住宿，吃喝拉撒。”最难的还是考古报告，以前虽然看过许多，但真正动笔去写，还是觉得很难，他去请教蒋卫东，查阅了很多书籍，比如学会怎么研究陶器的类型，慢慢了解怎么分型、分次、分期。八千余字的报告，他写了两个月，又请蒋卫东来修改，“就这样有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还是比较自豪的，毕竟一般技工没几个人会写考古报告。”

　　周建初还参与了“大运河（海宁段）与长安闸”世界遗产点长安闸考古报告的撰写。

　　京杭大运河申遗前夕，省考古研究所郑嘉励带队，会同海宁博物馆考古人员一起对长安“一坝三闸”进行两期发掘，周建初也参与其中。他记得第一次是2012年3月到6月，主要是三闸，也就是上闸、中闸、下闸的考古发掘，2013年3月到4月是第二次，回龙桥澳闸的考古发掘。“长安三闸历史上有记载，要申遗，最主要就是要遵循史料，找到实证，与文献资料相呼应，这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王国维说的二重证据法。”周建初还记得，为了寻找中闸和澳闸的遗迹，他们把水都抽干了，最终找到了木桩和石头，上闸已经毁掉，只能按照史料和上闸桥来推断上闸的位置。“我参与了长安三闸考古报告的初稿写作。”2014年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安闸作为大运河重要节点，成为世界遗产点。

　　如今，周建初已是海宁市文保所盐官文保部主任，每年除了三四个月的田野考古外，研究工作逐渐增多，诸如整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文物修复、研究、保护等工作，他先后发表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十多篇，其中发表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四篇。

　　工作范围不再局限于良渚文化，汉、唐、宋，直到民国等各个朝代都会涉及，工作范围广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文言文和古文字，对我来说是个大难关。良渚遗址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对这些涉猎不多。现在不同，要看资料，要研究出土文物，你看都看不懂，字都不认识，怎么行？”

　　考古于周建初是什么？

　　30多年间，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有八九个月是在考古发掘现场度过的。

　　2013年至今，他的微信朋友圈千余条，九成以上都与考古有关，或是日常工作记录，或是转发的最新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物介绍。

　　今年4月底，周建初被评为“海宁市最美职工”，有人在投票给他时留言，“30年青春岁月都奋战到了海宁考古发掘现场……为美丽海宁增光添彩，挖掘海宁美丽”，也有人因为重视考古，希望“通过文物了解家乡的历史，回望过去”而投票给他。

　　“可以说，以文物为载体，我就能把这座城市的历史通读一遍。”周建初在前不久作过一次讲座，以文物为线索说海宁的历史，对他来说，文物修复、考古研究就是这样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是一次认识城市的过程，都是新的知识增长点，可以梳理城市的文化脉络，留住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