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深圳参加生存挑战的部分学生。    

　　浙江在线8月2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吴朝香）这个暑假，浙江师范大学，21岁的大二学生洪守杰和他的队友们一共36人完成了一次生存挑战：每人50元，在深圳生活15天。

　　17年前，他的学姐，20岁的屠佳和自己的队友，在深圳完成了同样的生存挑战。

　　从金华到深圳，当年的屠佳乘坐的是绿皮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洪守杰的速度要快很多，动车，10个小时。

　　在深圳的15天，洪守杰每天坐地铁、公交往返于工作地和住处，单程1个小时；17年前的屠佳则是每天步行40分钟。

　　50元的生活费，洪守杰的队友，在半个月内，最多的结余了700多元；而屠佳结余差不多200元，当时，这个数字在队友中已算巨款。

　　浙江师范大学一直在做一个叫做“生存训练“的活动：50元，在陌生城市生存15天。每年一次。到今年为止，已经进行了18年，先后700多位大学生参加，对多数参与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深入地接触社会。

　　交通越来越便捷，城市越来越大，50元能买的东西少了，但找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多。

　　18年来，这700多位学生的体验，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

　　找工作，从扫街到互联网

　　37岁的屠佳，如今是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她在浙师大读法律专业，参加生存挑战时，她大二。

　　“硬座，一个晚上，以前我从没坐这么久的火车。“汉语言专业的陈仁伟是屠佳的队友，如今在浙江师范大学保卫处工作的他对那趟绿皮火车印象深刻，“我们铺上报纸，睡在过道上，硌得浑身疼。”

　　15天的住宿、餐费都要自己负担，而他们的生存基金只有50元钱，这意味着一到深圳，立刻要找工作。

　　“那时，网络还不普及，手机也不能上网，找工作全靠扫街，看哪家店门口贴了那种招工的红色纸条，就进去问。”屠佳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差不多。

　　和学姐不同，洪守杰今年在去深圳之前，就潜入了当地高校大学生发布兼职信息的一个QQ群。“这种群更靠谱。”洪守杰早早搞定了一份做家教的工作，保证了基本的生活，到深圳后，他极力去寻找的是自己的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

　　比洪守杰早一年参加生存挑战的戴靖浩，当年去的是昆明，他在大量求职网站上投简历，到达昆明后，一家家去面试，面试七八家后，最终在一家培训机构找到工作。

　　“我们那批，很多同学都会利用网络找工作。”不过，戴靖浩说，这种求职网有一个问题，信息真假难辨，很浪费时间。

　　时代变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扫街的屠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商场里发传单。这是当年生存挑战的学生们做的最多的一份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在小餐馆端盘子、洗碗。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门槛低，对急需生存的大学生们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当时在深圳图书馆发传单的陈仁伟记得，发一天传单的工资不到30元。

　　10多年过去了，在以后几届中，发传单这样的工作依旧有人在做，但已不是主流。陈仁伟的学弟学妹们开始娴熟地运用互联网+。

　　如今在浙师大读大四的蓝詹宁，2017年去昆明参加生存挑战时，她和队友们做起了微商。她们在微信上开了家微店,卖昆明特产：鲜花饼、干花。出发之前，蓝詹宁就和金华的快递公司谈好价格，她们将货统一发到学校，再由学校的同学分发邮寄。

　　“这样比一单一单从云南寄省邮费。”蓝詹宁到昆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筛选合适的商户，“要味道好，价格不高的。”10多天下来，蓝詹宁的小店赚了1000多元。而在经营微店之余，她还有时间做文员、调查问卷发放等多种工作。

　　蓝詹宁的队友、体育教育专业的戴靖浩在一家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篮球教练的工作。培训机构中的学员人数超出戴靖皓的想象，“非常火爆，一个班最多就有40人。”

　　作为篮球教练，戴靖皓的薪酬不错，每天200多元，生存挑战结束后，他结余了1700元，成为队伍中的“赚钱小能手”。

　　和十多年前的学长学姐们比，时代给戴靖皓他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时隔17年，两批学生眼中的深圳

　　2001年，第一次去深圳的屠佳对那个城市印象极佳。

　　“那个时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人都对未来满怀期待，就是那种，我只要努力，就会生活得更好的感觉。”

　　屠佳发传单的地方是一家美容院，在里面工作的女孩，大多都是从外地到深圳谋生的。

　　“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聊天，我印象很深，一个姐姐说，在这里，只要你有手有脚，愿意学，就有一席之地。”屠佳记得，对方还说，“我刚来时薪水很低，但现在已经可以养家了。”

　　和陈仁伟一起发传单的还是两位从名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来深圳创业，对未来有很清晰的规划，但初来乍到，要维持生计，也是先从发传单做起。”

　　除了发传单，屠佳最后还找到了一份家教，给一位小学生教英语，对方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想找人看管一下，顺便辅导下功课。

　　“小孩子的父亲也是从外地到深圳的，当时是在一家公司里做保安的负责人，每个月收入七八千元，后来在深圳买房定居。”这让当时读大二的屠佳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总之，不像现在这么焦虑。”

　　17年之后，同样是第一次到深圳的洪守杰，和当年的学姐一样，对这里印象极佳。

　　“城市化程度非常高，我做家教的地方算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但地铁可以到。”

　　洪守杰给一位初中男生做全科家教，男孩的父亲同样是外来创业者，在深圳经营一家公司。“他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注重全面发展，会经常叫我教口语，不强迫孩子把作业写完，如果懂了，可以不写。”

　　洪守杰曾去对方的公司里参观，那是当地的工业区，“我是温州人，我爸也是自己办厂的，但到了那个工业区，我觉得他们的厂房真的是非常规范。而且听那位叔叔讲他的经历，感觉深圳是个特别包容的地方，你有本事，就能在这里发挥出来。”

　　15天的反思，大学生到底能做什么

　　当年，15天的生存挑战对屠佳影响深刻。

　　“把我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打了下来。”屠佳说，当时他们很多队友都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学艺不精，该用的时候发挥不出来，比如，碰到老外，英语对话都完成不了。”

　　屠佳的一位队友，从深圳回校后，开始苦学英语，“像打了鸡血一样。”

　　2015年到西安参加生存实践的王一开说，曾以为，作为研究生，总可以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找到工作，“可是当天步行27公里后也没找到工作后，才发现，自己引以为豪的专业此时百无一用。”

　　“即使是大学生，如果没有一技之长，这个社会也没有位置给你。”那次之后，屠佳一直在思考，“大学生到底能做什么？”

　　2003年，保研成功的屠佳决定缓修一年，报名参加团中央的支教活动，前往广西龙州支教，“做这件事，我也是带着当年生存实践时的疑问，想着作为大学生，是否能做一点不同的事。”

　　当年出发前，屠佳的父亲突然病逝，在一番纠结和挣扎后，她最终选择带上妈妈一起去了支教地，在那里支教了一年。

　　“我回答了自己的疑问。有时，你改变不了时代，也不用改变自己，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推动改变。”

　　同样是在那一年，结束深圳之行的陈仁伟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学会自尊和尊重别人。

　　“每一个在底层奋斗的人，都是有梦想的，要尊重他们，从最底层做起，并不丢脸。”

　　不要浮躁和狂妄，学会反思。这是17年前的陈仁伟体会到的，他一直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