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2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方臻子）大都市区，是区域经济和城市化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高级功能形态。

　　正如哈佛大学爱德华·格莱泽教授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的，“城市为那种能够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在大都市区里，人类“发光发热的合作”的能量级别，可能就是《流浪地球》里“点燃木星”级的。

　　位于世界级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长三角城市群南翼的浙江，今天对外发布了其雄心勃勃的大都市区建设系统谋划部署。

　　浙江的大都市区如何定位？将怎样建设？素来以“强县经济”和“省管县”模式驰名的浙江，又是为什么转变思路，开始全力建设大都市区的？

　　长三角“金南翼”这样建

　　21日召开浙江省大都市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翁建荣，抛出了一大堆“干货”。

　　浙江大都市区建设的总目标：努力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具体目标为：打造参与全球竞争主阵地、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浙江现代化发展引领极。

　　今天的发布会，是浙江第一次系统提出大都市区建设的谋划部署。

　　涌金君注意到，此前，对于大都市区建设的总目标，浙江一些官员曾在不同场合用到过“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最具活力的金南翼”的表述。在这一次的“正式版”表述中，“最具活力”，被“一体化发展”一词替代。

　　2018年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新时代，浙江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拥抱高质量开放合作，长三角省市也需要浙江积极主动敞开怀抱来强强合作，共建世界级城市群和产业群。”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立，也关注到了这一变化，“因此，浙江提出大都市区建设，这个‘大’字，不仅是都市区建设规模更大、都市区人口和产业规模更大，更是要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服务全国和全球，来规划建设浙江的大都市区。”

　　“长三角一体化为浙江大都市区建设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空间，这也是这次浙江大都市区建设如此选择目标定位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他说。

　　时间跨度上，大都市区建设要分“两步走”——

　　到2022年，全省大都市区的综合实力明显提高、特色优势更加鲜明、核心功能更加集聚、联系互动更为紧密、辐射带动更为显著。

　　并且，浙江已经给“第一步”设立了一个具体明确的要求：大都市区核心区GDP总量全省占比78%以上，常住人口总量全省占比72%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各类人才总量超过1000万人，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850公里以上，城市智慧大脑服务面积覆盖率达到30%以上。

　　而在到2035年的“第二步”中，浙江的四大都市区要全面建成“七个城”，即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闻名国际的开放之城、互联畅通的便捷之城、包容共享的宜居之城、绿色低碳的花园之城、安全高效的智慧之城、魅力幸福的人文之城。

　　同时，全省城乡实现高水平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功能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长三角最具影响力的战略资源配置中心、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创新创业高地、最具吸引力的美丽城乡示范区，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达到世界创新型地区领先水平。

　　四大都区总体格局

　　在空间格局上，将呈现“四核、四带、四圈”，即以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核心区为中心带动，以环杭州湾、甬台温、杭金衢、金丽温四大城市连绵带为轴线延伸，以四大都市经济圈为辐射拓展的“四核、四带、四圈”网络型城市群空间格局。

　　其中，四大都市区核心区的“极核功能”将被强化，按照特色优势，打造差异化的功能布局。

　　杭州都市区，要以数字经济为特色，发挥其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辐射作用；宁波都市区，定位在建设以开放创新为特色的国际港口名城；温州都市区，要建设以国际时尚智造为特色的中国民营经济之都；金义都市区，则建设以丝路开放为特色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国际影视文化之都。

　　“江浙之争”看城市“马太效应”

　　“其实，浙江早在‘十二五’时期，就明确了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为都市区。”秦诗立跟涌金君强调，“大都市区”是基于现代产业集群发展和科研创新资源要素集聚储备，已难以由独立一个城市来承担，需要周边城市来紧密协作、优势互补、抱团做强的战略选择。

　　浙江素来以“强县经济”和“省管县”模式驰名，“百强县”数量曾连续多年冠居全国。然而，随着县域经济经过数十年发展后碰触到了“天花板”，浙江省政府决策层近年逐渐倾向于坚信，城市化尤其是以大城市为内核的都市化，才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大都市区才是营造先进生产力的最佳物理平台。

　　在都市区的竞争层面，是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要说明这个“马太效应”，“江浙之争”或者说是江苏与浙江的发展模式之争，或许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江、浙采用了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江苏采取“市管县“体制，集聚县级力量，大力扶持、发展中心城市建设；而浙江一直采用“省管县”体制，重点发展县域经济。

　　浙江的“省管县”模式，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促使浙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老百姓收入提高，为居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实惠。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城市拉动经济效用显著，县域经济却出现局部疲态，引不进、建不起大项目，并互相在低档次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局部甚至成为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阻力。

　　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的《东方启动点》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场四五年前的江浙“暗战”：浙江、江苏是山水相连、人脉相融，经济发展层面纪既惺惺相惜，又各不相让，是中国版图上彼此映照、高度竞合最为有趣的“双子星”。然而有一天，江苏不再把浙江当“对手”了。

　　一时间，江浙之争，甚嚣尘上。时任浙江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应雄撰写了《万字雄文，在论苏浙之争》，文中比较了两地多个方面，其中一点是“中心城市聚合力”——

　　以城区人口计，2012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江苏有11个，浙江仅5个。据官方权威发布，2009年全国城市竞争力50强，江苏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扬州6个市入列，而浙江仅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跻身其中。

　　强大的县域经济以及与此对应的块状经济一直是浙江手中的一张“王牌”，最风光的一年，浙江竟然夺得得全国“百强县”榜单的29席，傲视天下。为此，浙江曾经多年酝酿推动“强县扩权”与“省直管县”。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大都市才最有可能成为打造先进生产力的平台。

　　“中心城市聚合力”的相对弱势，直接后果是浙江制造深陷“低小散弱”格局，产业升级异常艰难，长期停留于“工业大省”。反观江苏，制造业“高新大强”优势凸显，“工业强省”当之无愧。

　　2018年，江苏全年实现生产总值92595亿元，全国第二。浙江GDP为56197亿元，全国第4位，江苏的60%。

　　县城经济虽然活力张扬，但明显缺乏大城市观念开放、人オ、资金技术信息汇聚的比较优势，而后者恰是产业创新升级的必备条件。

　　其实这一点，2010年，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在《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中已有反思：长期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县域经济推动，建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应该实行中心城市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从“乡村化浙江“到“都市化浙江”

　　在建设大都市区这一点上，浙江一直在积极行动，要把“乡村化”的浙江嬗变为“都市化”的浙江。

　　2011年3月，《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年）》发布，除历来公认的“铁三角”杭州、宁波、温州外，一直备受争议的浙江都市第四级正式宣告花落金华-义乌。至此，全省都市经济骨架显山露水：北部的杭州、东部的宁波、南部的温州、腰部的金义。

　　四大都市区空间范围

　　同时，浙江也正在频繁通过“圈县”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做大中心城市。

　　比如杭州市区，最开始的时候合并了萧山、余杭，到2014年富阳撤市变区，2017年临安市变为“临安区”，地盘不断扩大。现在，杭州市区面积已达到了8292.31 平方千米，超过上海、南京、深圳，成为中国东部地区面积第一大的城市。

　　绍兴，2013年撤销绍兴县，设立绍兴市柯桥区，撤销县级上虞市，设立绍兴市上虞区。在温州，在2015年撤销洞头县，设立温州市洞头区，将温州市龙湾区灵昆街道划归洞头区管辖。在宁波，2016年9月，撤销宁波市江东区，将原江东区管辖的行政区域划归宁波市鄞州区管辖，撤销了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浙江雄心勃勃。未来，一个可以媲美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的“大都市区”，正在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