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多了，刘拥军带着自己的寻亲单“六下江南”寻找亲生父母，以后再也不用发了。

　　6月22日，海宁市盐官镇郭店村认亲现场，50岁的刘拥军哭得像个孩子，投入78岁生父高阿松的怀抱。

　　海宁市盐官镇郭店村，父老乡亲展开“欢迎宝贝回家”的条幅欢迎50岁的“宝贝”刘拥军。

　　看到“宝贝回家”几个字，刘拥军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回到了家。

　　刘拥军跪在生母的坟前，哭着说：“妈妈，我回来了，来看你了。”

　　刘拥军让外孙女用河南方言叫高阿松“姥爷爷”，海宁话讲起来则是“太太”。

　　2018年9月11日，河南安阳，刘拥军曾在自己的企业里接受过记者专访，如今终于寻亲成功。

　　刘拥军的外孙女陪外公认亲。头天晚上，刘拥军只睡了三个小时，上门认亲的路上沉默不语，却难抑心中的激动。

　　送走小儿子这件事，让高阿松愧疚了半个世纪，“日子过得越好，越难受”。

　　1969年1月26日，农历戊申年腊月初九，高阿松在这座“斜桥”送走了刚出生三天的小儿子，50年后桥还在，儿子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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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凌晨4点，刘拥军在海宁市盐官镇的小宾馆里睡了3个小时后醒来。他一再提醒自己，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准哭。

　　上午10时30分，刘拥军走到盐官镇郭店村村口，顺着狭窄水泥路望去，看到父老乡亲们拉着“欢迎宝贝回家”的条幅，眼泪还是扑簌扑簌地往下掉，50岁的他哭得像个孩子，投入78岁生父高阿松的怀抱。

　　1969年，刘拥军出生三天后，被父亲送走。一晃50年过去，他终于找到了家。

　　“我是抱来的，但他们很疼我。”

　　刘拥军长大的地方，是离嘉兴海宁市1000多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阳市。小时候，曾有小伙伴开玩笑，“你是抱来的！”刘拥军不信，回家问养父母，爸爸妈妈问谁说的，“再上门把人家骂了一顿”。

　　直到15岁那年，刘拥军顶替妈妈去烟厂上班，同厂的阿姨很认真地告诉他，“你是抱来的”，让他真正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

　　有一次，刘拥军和妈妈拌嘴，他赌气说：“我是抱来的”，妈妈也赌气说：“是，你是从上海郊区抱来的，你要想找亲爸亲妈你就去找吧！”他没料到妈妈会直接告诉他真相，一时愣住了，又仿佛一夜之间懂事了，觉得养父母不容易，“他们很疼我，抱到安阳，专门找了奶妈喂我吃奶喂到两岁”。

　　此后关于自己的身世，他“不再好意思多问，怕伤了养父母的心”。

　　身世之谜揭晓，他来自浙江嘉兴海宁

　　刘拥军21岁时，养父生病去世，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而寻亲的事，也一直拖到他40多岁时，征得养母同意后才正式开始，“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他记住了妈妈曾提及的“上海郊区”，跟着寻亲团去过上海，无果。“5年前，刘拥军姑姑告诉他：“你是从浙江海宁抱来的。”在几十年前的北方地区，“上海”是南方的象征，正因如此，很多“江南弃儿”又被当地称为“上海孤儿”。

　　后来，刘拥军在安阳又认识了同是“江南弃儿”的袁景军、赵红英、赵红霞等人，多方打听后，他自己的身世也逐渐清晰。

　　1969年，赵红英的养母和另外两个女人结伴从河南安阳出发，到浙江海宁的东山养育堂（当时当地的福利院）抱养孩子，“男孩少，女孩多。”赵红英养母觉得女孩也不错，就抱了女婴先回去了。而刘拥军的养母在海宁排队等了几天，终于等来了这个才出生3天就被遗弃的男婴，即刘拥军。

　　姑姑告诉刘拥军：“养母生了个女儿，后来因为出车祸不能再生育，但还想要个儿子。”

　　漫漫寻亲路，得好心人相助成功

　　知道了自己从何而来的刘拥军，开始跑嘉兴及海宁附近地区寻亲，“5年里来了五、六次”。2019年4月19日，在嘉兴市人民公园的寻亲会上，刘拥军因事不能到场，他托付同是弃儿的袁景军帮忙带了些自己的寻亲资料发放。6月1日，在杭州的一场寻亲会上，他来到现场，正是这次寻亲会给他带来希望——他与其他寻亲者的合影被转发在嘉兴寻亲微信群里时，被王利芬看到。

　　王利芬是嘉兴大爱公益服务站志愿者，觉得刘拥军似曾相识，又要来刘年轻时的照片发给郭店村一个小姐妹。“你看像谁？”“像他哥”。小姐妹的丈夫姓高，是高阿松的大儿子，“听说是有个弟弟，刚出生就给人家了。”

　　当天傍晚，王利芬就赶到高阿松家，高阿松头发很短，只好用钳子拔了他老人家几根头发，“带毛囊的”，寄给了杭州鉴定机构。王利芬除了是志愿者，她本人也在寻找自己的弟弟妹妹，对DNA鉴定流程熟稔在心。

　　“不知道会不会是真的”，刘拥军又惊又喜，也向杭州鉴定机构寄送了头发样本。

　　双方焦灼地等待一周，鉴定结果遂了人愿：两人的确是离散50年的亲生父子。

　　亲生母子50年后再见，已阴阳两隔

　　6月22日，是双方选定认亲的好日子。

　　刘拥军包了一辆中巴车，随行除了自己的女儿、女婿、外孙女等家人，还有近10名来自安阳及周边地区的其他寻亲者。他们一为分享刘拥军的喜悦，二也借机发散一些自己的寻亲资料，“碰碰运气”。

　　“爸”，刘拥军与高阿松相拥而泣。随后在生父和哥哥的带领下，他走向自家桑田里生母的坟头祭拜。大哥说，生母因病离世一年多了，走之前还念叨着送走的小儿子，“不知道他还活着没，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妈妈，我回来了，来看你了”，刘拥军跪在坟前，插上香，泣不成声。盼了半世纪的母子团聚实现了，但已是阴阳两隔。

　　不得已的遗弃，饱含着新的希望

　　刘拥军是高阿松第三个儿子，出生时，家中住着茅草屋，靠种田为生，“饭都吃不饱”。据老人回忆，当时生产力低下，抗自然灾害能力弱，江南农村虽是“鱼米之乡”，也连续发生过数年的温饱问题。再加上当时农村节育意识淡薄，“孩子生下了，养不活，养不好，送出去，会有好人家收留，会有更好的生活”，是附近农村家庭心照不宣的共识。

　　高阿松“狠着心”，把刚出生3天还没来得及取名的孩子放在竹篮里，踩了半个多小时的泥泞路，放在海宁斜桥镇西斜桥。他躲在桥边，看着，等着。“当时，家庭困难的人家把刚出生的孩子放在这个桥边，常有船靠岸，有人看到了，就把孩子抱到船上，顺手送去福利院”。

　　几个小时后，终于有个人把竹篮抱上了船，高阿松这才松了口气往回走。

　　他听到了开船的声音，这声音带走了竹篮里的儿子，给他心里留下了新的希望。

　　那是1969年1月26日，农历戊申年腊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