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给大家拜个年”，一句“过年好”，让人心里一下子升起旺火，暖融融的；一句“恭喜发财”，老百姓高兴得好像当真发了财。星移斗转，不知是不是年纪一年年大了，总感到现在人们过年，越来越像一杯不断加水冲泡的茶，味道一年淡如一年。一个短信，一个电话，省去了拜年的辗转，也免去了欢聚一堂的喜庆。又到过年时，不知怎的，对热热闹闹、你来我往的拜年，忽然有些丝丝缕缕的想念。的确，年是给小孩子过的，对于已经长大的你我，过年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而非盛大的节日。

　　说起来并不算很遥远，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并未普及的电话和尚在襁褓中的手机，使人们尚沿袭着拜年的风俗。对年幼的我来说，实在没有比这四处“拜拜”更好的差事——但凡走进一家门，水果、瓜子、糖块便绕着你摆开一圈，任你品尝；再说上几句吉利话，便有大人满脸含笑地把一张、两张崭新的10元的钞票递到你手里。最喜欢过年的是小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巴盼着天天有年过，直到他们长大了，才会发现原来大红的年就像穿着红衣的圣诞老人，只是一个美艳晶莹的童话。

　　拜年往往以吉利话开场，以压岁钱告终。与现在不尽相同，小时候的我嘴巴甜得很，因为拜年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创收”问题，因此更要在遣词造句上狠下上一番功夫。那是还没有现在“春色满园”的拜年短信，我的“新春贺词”，除了起初一两年父亲帮忙构思之外，剩下的都由自己“原创”。记得香港回归那一年春节之时，恰逢舅舅大喜之日，刚刚过门的舅母给我们几个小外甥一人发了一个厚厚的红包，里边装着360元。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压岁钱的我喜出望外，对着摄像机镜头把红包上上下下展示了一番，并旁白道：“红包是红的，象征着舅舅和舅母火红的爱情。”我的即兴表演，惹得舅母忍俊不禁。三姨父见此情形，也开心得了不得，居然又找了个红包装上10元钱塞给我。要知道，我姥姥家“内定”的规矩是：除了舅舅给外甥的压岁钱之外，几个姨姨们之间一般是不交换压岁钱的。因此，那次出自三姨父之手的压岁钱，也就成了我记忆之中的“独一份”。

　　可惜的是，压岁钱虽美，但我却只是“过路财神”，只有点钱的份，却几乎没有花钱的资格。拜年的繁华褪尽之后，所有的压岁钱就都从我的衣袋飞入了父母亲的腰包。比较严格的家教，使起初时我并没有可以花销的一元压岁钱，后来渐渐大了些，“教条”也就放宽了许多，同样是在1997年，为了给参加舅舅婚礼的亲戚们腾住处，我住进了奶奶家里。那年我得了不少计划外的压岁钱，后来这些压岁钱大都或“合法”或变相地成了我的零花，我记得自己曾用这些钱买了一把长枪和一枝手枪，当然都是玩具的，在那个料峭的春天，奶奶家的院子里完完全全变成了那个爱枪的小男孩施展射术的射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