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寻找共和国同龄人
听到“叮咚”一声,生于1949年的孙信昌知道,这是手机里有新消息了。打开手机一看,果不其然,当年66届的同学群里发了通知,说打算开个同学聚会。“想当年出差打个电话回舟山都要等一天的时间,现在打电话都能看见人影了。”孙信昌一边回复消息,一边感叹说。这在以前是想都想不到的事啊。
改革开放后,生活方方面面迎来了变化
我是小沙人,上头有四兄弟和一个姐姐,我是家里的老幺。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也困难,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东西吃,一个芋艿都要卖到8角,那段日子真的是吃过糠、番薯根,什么能吃的都拿来吃了。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那真的是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变化,到了后来变化快得我都有些跟不上了。
改革开放在农村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土地分开了,这块地能够由我们自己做主了。要知道在改革前,我们都靠生产队分下来的口粮,管得严的时候,多养一只鸭都不行,生活确实好不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分到了三亩七分地,因为我丈人丈母娘的地也都分到了我家。这一分,家里一年收到的粮食直接翻了好几倍。原来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干活,一年下来能分到一千多斤粮食。等分了地自己种以后,一亩地就有六七百斤粮食可以收,再种个双季稻,一亩地一年也有一千多斤的粮食产量。三亩七分地,你想想能收上多少粮食啊。
虽然那时候粮食收上来多了,但由于我们都是挨过饿的一代人,所以即使有多的粮食也不舍得卖掉,把那些往年的陈谷也都藏在家里。那时村里很多人家都这样,都饿怕了,家里没点粮食藏着不放心。直到后来,生活条件变好了,大家都不愁吃不愁喝了,村里的地慢慢也没人种了,都给种粮大户统一种了。
车轮上的变化,出差行程一再缩短
以前土地没分开的时候,村里那些从事木匠等手工业的人得向生产队上交一定数量的钱,这是用来补工分的。不交这份钱,是不能额外去干那些活的。土地分开之后,干活也没了限制,大家在种地之余还能额外去打打零工。那时候工厂也都慢慢造起来了,不少人都进了厂当工人。 30岁出头的我也进了我们小沙的金鹰公司当一名工人,主要负责跑外勤,去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地推销纺织配件、催收货款。当时我的工资是32元一个月,出差有5元一天的补贴。每次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像现在去哪里出差就是哪里,那时候交通不便,出门一趟不方便,所以出差一趟要跑好几个地方,把几个地方的业务都给办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重庆出差,那叫一个奔波。先从舟山乘南湖轮到上海,然后乘车到上海火车站,再乘着火车去重庆,在火车上要待54个小时,那时候这样的速度已经算是“特快”了。一趟火车坐下来,腿都坐肿了。火车上只有一条小小的过道,54个小时只能硬生生坐着,有时候打打瞌睡,时不时摸摸内口袋里的钱。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银行卡,出门都是背着现金,一般都是10元面额,藏在衣服最里面的夹层里,总要经常摸摸才放心。 现在看来那时候的“特快”也不过如此,但当时很多人都没什么机会乘火车。我记得来回重庆,汽车、轮渡、火车加起来一共花了600元不到。当时的工资是120元一月,在火车上我也不舍得买东西吃,吃的都是自己准备好的方便面、奶油面包等。 50多个小时乘火车的经历实在太苦了,后来我就乘着长江轮去重庆。耗时只长不短,上行要七天七夜,下行回来也要五天五夜。时间虽长,但沿途风景是真好看。我到后来一直和别人说,想要旅游哪里都不用去,去乘一趟长江轮就可以了。
后来我不怎么出差了,也很少出门旅游,但也从新闻中知道现在的交通发达多了,遇上紧急情况,当天就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出差一趟都不像我们那时候那么麻烦,需要花上个好几天。
以前打个电话要一天时间,如今电话铃声已不再响起
那时候出门在外,和交通一样麻烦的是打长途电话。从重庆打个电话回舟山,我常常要从早上等到晚上。因为那时候的电话得一级一级接下来,等接到舟山通知厂里的人已经是晚上了,不像现在手机一拿起就能沟通。
那时候要打电话,早上就要去邮局了,打完后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大概几点钟会打回来,到时候提前去那里等着就可以了。等到能打通了,会有人叫号,几号可以打电话了。现在年轻人听到估计都不能想象,但那时候打电话就是这么一级一级接下去的,电话打到定海了还得转去小沙,然后再转到我们厂里。
正是因为打电话太麻烦了,所以那时候即使我一出差就是几个月,也不怎么和家里联系。一般都是遇上我不能决定的事,才会打电话回厂里请求指示。
有一回我去催债,到了之后,那家厂已经倒闭了,要钱没有,只能用布匹抵债。布匹抵债还要涉及到运输问题呢,我决定不了,只能打电话给厂里,起码等了五六个钟头电话才接通。
那时候,家里基本都没电话,我们村里倒是有一部。后来,条件好了,每家每户才开始慢慢装上电话。我们家算是装得比较早的,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花了三千多元装了一部电话,要知道那时候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一个月,但由于我经常要出差,客户有时候要找我不方便,才咬牙装了个电话。有了电话后,村里其他人会经常来家里借电话,以前都要请人带信,现在打个电话就快多了。
不过那时候打电话也有缺点,那就是打过去对方不一定在,要一级一级通知。后来有了BP机,就方便了许多。BP机一响就说明有电话来了,根据屏幕上的号码,找个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回过去就好。那时候买了BP机的年轻人有些特意把BP机显眼地别在腰间,那也算是条件不错的象征了。
到了后来,大哥大就来了。不过大哥大太贵,我没买,等到后来诺基亚来了,我才买上手机。真正能够实时接电话的时代到来了,在电话前等铃声的日子算是过去了。
手机开始普及后,家里的电话铃声就慢慢不再响起了,我家后来连电话都取消了。几年前,我们几个老同学还在说起,说不定以后打电话人都可以看见了,现在才几年工夫啊,就真的能够视频了。我现在也有智能手机,还能看看新闻,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这真的在以前你说能想到吗?
乡间起新楼,农村通汽车,生活里的变化也大了
出差的路上看到了不少70年来的变化,回头看看自己村子,这变化同样大得让人不敢想象。
以前从小沙去定海城关,一天的公交车也就两三个班次,每个班次都挤满了人,座位那是别想了。公交车要5角5分一趟,是当时半天的工资。价格不便宜,但每趟车上都是人,一般都是站的。有些挤不上或者舍不得车费的就靠两条腿走路,走上三个小时也就到了。那时候我们去城里卖农产品,都是凌晨三点起来走三个多小时到定海城关来卖的。要来卖东西乘公交就太晚了,而且挑着扁担一般也挤不上公交。
改革开放之后,进城打工的人多了,公交车班次也慢慢多了,站点也变多了。现在乘一趟公交,只要两三元钱,更不用说老年卡了。冬夏都有空调,坐着再舒服不过了。村里的小汽车也变多了。现在节假日的时候,村里停车场上有几十辆汽车停着。
这些汽车旁边也都是气派的楼房和别墅。我还记得当时40岁的时候,家里终于盖了楼房,那时候是我们村里第三户盖楼房的,花了一万八千元,盖了三幢二层楼和一间平房,现在农村也都是别墅了,楼房已经说不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寻找共和国同龄人
听到“叮咚”一声,生于1949年的孙信昌知道,这是手机里有新消息了。打开手机一看,果不其然,当年66届的同学群里发了通知,说打算开个同学聚会。“想当年出差打个电话回舟山都要等一天的时间,现在打电话都能看见人影了。”孙信昌一边回复消息,一边感叹说。这在以前是想都想不到的事啊。
改革开放后,生活方方面面迎来了变化
我是小沙人,上头有四兄弟和一个姐姐,我是家里的老幺。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也困难,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东西吃,一个芋艿都要卖到8角,那段日子真的是吃过糠、番薯根,什么能吃的都拿来吃了。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那真的是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变化,到了后来变化快得我都有些跟不上了。
改革开放在农村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土地分开了,这块地能够由我们自己做主了。要知道在改革前,我们都靠生产队分下来的口粮,管得严的时候,多养一只鸭都不行,生活确实好不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分到了三亩七分地,因为我丈人丈母娘的地也都分到了我家。这一分,家里一年收到的粮食直接翻了好几倍。原来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干活,一年下来能分到一千多斤粮食。等分了地自己种以后,一亩地就有六七百斤粮食可以收,再种个双季稻,一亩地一年也有一千多斤的粮食产量。三亩七分地,你想想能收上多少粮食啊。
虽然那时候粮食收上来多了,但由于我们都是挨过饿的一代人,所以即使有多的粮食也不舍得卖掉,把那些往年的陈谷也都藏在家里。那时村里很多人家都这样,都饿怕了,家里没点粮食藏着不放心。直到后来,生活条件变好了,大家都不愁吃不愁喝了,村里的地慢慢也没人种了,都给种粮大户统一种了。
车轮上的变化,出差行程一再缩短
以前土地没分开的时候,村里那些从事木匠等手工业的人得向生产队上交一定数量的钱,这是用来补工分的。不交这份钱,是不能额外去干那些活的。土地分开之后,干活也没了限制,大家在种地之余还能额外去打打零工。那时候工厂也都慢慢造起来了,不少人都进了厂当工人。 30岁出头的我也进了我们小沙的金鹰公司当一名工人,主要负责跑外勤,去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地推销纺织配件、催收货款。当时我的工资是32元一个月,出差有5元一天的补贴。每次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像现在去哪里出差就是哪里,那时候交通不便,出门一趟不方便,所以出差一趟要跑好几个地方,把几个地方的业务都给办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重庆出差,那叫一个奔波。先从舟山乘南湖轮到上海,然后乘车到上海火车站,再乘着火车去重庆,在火车上要待54个小时,那时候这样的速度已经算是“特快”了。一趟火车坐下来,腿都坐肿了。火车上只有一条小小的过道,54个小时只能硬生生坐着,有时候打打瞌睡,时不时摸摸内口袋里的钱。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银行卡,出门都是背着现金,一般都是10元面额,藏在衣服最里面的夹层里,总要经常摸摸才放心。 现在看来那时候的“特快”也不过如此,但当时很多人都没什么机会乘火车。我记得来回重庆,汽车、轮渡、火车加起来一共花了600元不到。当时的工资是120元一月,在火车上我也不舍得买东西吃,吃的都是自己准备好的方便面、奶油面包等。 50多个小时乘火车的经历实在太苦了,后来我就乘着长江轮去重庆。耗时只长不短,上行要七天七夜,下行回来也要五天五夜。时间虽长,但沿途风景是真好看。我到后来一直和别人说,想要旅游哪里都不用去,去乘一趟长江轮就可以了。
后来我不怎么出差了,也很少出门旅游,但也从新闻中知道现在的交通发达多了,遇上紧急情况,当天就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出差一趟都不像我们那时候那么麻烦,需要花上个好几天。
以前打个电话要一天时间,如今电话铃声已不再响起
那时候出门在外,和交通一样麻烦的是打长途电话。从重庆打个电话回舟山,我常常要从早上等到晚上。因为那时候的电话得一级一级接下来,等接到舟山通知厂里的人已经是晚上了,不像现在手机一拿起就能沟通。
那时候要打电话,早上就要去邮局了,打完后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大概几点钟会打回来,到时候提前去那里等着就可以了。等到能打通了,会有人叫号,几号可以打电话了。现在年轻人听到估计都不能想象,但那时候打电话就是这么一级一级接下去的,电话打到定海了还得转去小沙,然后再转到我们厂里。
正是因为打电话太麻烦了,所以那时候即使我一出差就是几个月,也不怎么和家里联系。一般都是遇上我不能决定的事,才会打电话回厂里请求指示。
有一回我去催债,到了之后,那家厂已经倒闭了,要钱没有,只能用布匹抵债。布匹抵债还要涉及到运输问题呢,我决定不了,只能打电话给厂里,起码等了五六个钟头电话才接通。
那时候,家里基本都没电话,我们村里倒是有一部。后来,条件好了,每家每户才开始慢慢装上电话。我们家算是装得比较早的,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花了三千多元装了一部电话,要知道那时候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一个月,但由于我经常要出差,客户有时候要找我不方便,才咬牙装了个电话。有了电话后,村里其他人会经常来家里借电话,以前都要请人带信,现在打个电话就快多了。
不过那时候打电话也有缺点,那就是打过去对方不一定在,要一级一级通知。后来有了BP机,就方便了许多。BP机一响就说明有电话来了,根据屏幕上的号码,找个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回过去就好。那时候买了BP机的年轻人有些特意把BP机显眼地别在腰间,那也算是条件不错的象征了。
到了后来,大哥大就来了。不过大哥大太贵,我没买,等到后来诺基亚来了,我才买上手机。真正能够实时接电话的时代到来了,在电话前等铃声的日子算是过去了。
手机开始普及后,家里的电话铃声就慢慢不再响起了,我家后来连电话都取消了。几年前,我们几个老同学还在说起,说不定以后打电话人都可以看见了,现在才几年工夫啊,就真的能够视频了。我现在也有智能手机,还能看看新闻,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这真的在以前你说能想到吗?
乡间起新楼,农村通汽车,生活里的变化也大了
出差的路上看到了不少70年来的变化,回头看看自己村子,这变化同样大得让人不敢想象。
以前从小沙去定海城关,一天的公交车也就两三个班次,每个班次都挤满了人,座位那是别想了。公交车要5角5分一趟,是当时半天的工资。价格不便宜,但每趟车上都是人,一般都是站的。有些挤不上或者舍不得车费的就靠两条腿走路,走上三个小时也就到了。那时候我们去城里卖农产品,都是凌晨三点起来走三个多小时到定海城关来卖的。要来卖东西乘公交就太晚了,而且挑着扁担一般也挤不上公交。
改革开放之后,进城打工的人多了,公交车班次也慢慢多了,站点也变多了。现在乘一趟公交,只要两三元钱,更不用说老年卡了。冬夏都有空调,坐着再舒服不过了。村里的小汽车也变多了。现在节假日的时候,村里停车场上有几十辆汽车停着。
这些汽车旁边也都是气派的楼房和别墅。我还记得当时40岁的时候,家里终于盖了楼房,那时候是我们村里第三户盖楼房的,花了一万八千元,盖了三幢二层楼和一间平房,现在农村也都是别墅了,楼房已经说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