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80年10月1日，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试行利率浮动，成为全国第一家改革利率的农村信用社。

　　②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但受产权制度、地处偏远等限制，广袤的农村一直存在资产难以流动变现的困境。经过不停的探索，如今对金融服务的期盼在温州的农村成为了可能。

　　高粱涨红了脸，水稻压弯了腰……进入秋冬季，农村丰收的乐章已渐入高潮。“今年的萝卜特别大。”不久前，温州泽雅凌云山农场主林良克欣喜地发了条朋友圈，这几天他还忙着修剪油菜，黝黑的脸上浮现出憨厚的笑容。而支撑林良克丰收的，是温州农村金融改革赋予他获取资金的便利。

　　像林良克一样从农村金融改革中获得实惠的农民，在温州还有很多。截至2018年10月末，温州涉农贷款余额4445.7亿元，同比增加513.4亿元，增幅13.1%。

　　在长达40年的时间轴里，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温州在突破农村金融服务瓶颈、模式创新和改革上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探索路径：激活“禁锢”在农村的资产、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开渠引流将金融之水灌溉农业田。

　　民间底层自发创新——农村金融改革发轫于利率浮动

　　温州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民间探索，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一场“胆大包天”的利率浮动改革。

　　“我们金乡信用社正式启动利率浮动是在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原主任陈加渠对这个特殊的日子记忆犹新，“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试点，是全国最早搞利率浮动改革的。”

　　浮动利率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较为优惠的创业资金，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在陈加渠泛黄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金乡镇金星村历年产值的巨变：1980年342万元，1982年840万元，1984年1734.09万元。

　　金乡利率“破天荒”的改革不仅开创了我国浮动利率改革的先河，也拉开了温州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

　　1983年4月，温州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信用社推广这一做法。利率浮动激发了温州民间农村金融的创新，1984年9月，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成立，这是由方培林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温州农村地区金融底层创新特别旺盛的时期，涌现出很多新做法，有成功也有经验和教训。”市委农办(市农业局)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曾兴起191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和34家金融服务部，主要由个人控制和经营，后来由于用超高利率引诱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这些创新的失败推动了温州农村金融改革逐步向规范化过渡。”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191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清理整顿，实现了农村基金会、金融服务社机构并入农村信用联社并且存贷业务平稳接收，有效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1986年，温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由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组建而成。

　　新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壮大——农村合作金融从萌芽到发展

　　乡村振兴前提是农村产业兴，产业兴需要金融助力。

　　在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无抵押物、无信用档案”的障碍没打破之前，基于温州农村实际基础的合作金融功不可没。

　　2006年3月，全国首家县市级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以瑞安农民为主体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成立。有了组织基础，农村合作金融也孕育而生，温州农户间“互助”的合作资金社探索出了适合农村发展的融资新模式。

　　在瑞安市马屿镇石牌村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有一个让当地农户喜上眉梢的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在需要施肥的时候，工人只要轻按遥控器，在系统自动来回对5亩菜苗进行微灌，与传统农业相比，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这得益于银监会批准的温州市唯一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供的资金。

　　据介绍，资金互助社建立了“互助资金+互助社+农户”的运行新模式，整合社员的闲置资金，实现了合作社之间合理的资金调配。同时，资金互助会也是温州农村激发资金效能的农村金融组织。在丽岙，联合温州侨乡专业合作社等53家花卉合作社，吸纳1000多户花农，共同众筹投资建设的“温州花城”项目，已投入1.5亿元，计划总投资5亿元，打造浙南闽北最大的花木集散中心。

　　资金互助社和互助会把资金贷款首先向当地主导产业投放，不断壮大产业规模。通过互助社的运作，在推进当地主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和巩固成果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末，温州市开业运营并纳入监管的农村资金互助会有58家。

　　信用社改制也是温州农村合作金融标志性事件，农村民间资本得以进入农村金融体系，服务三农更加到位。2005年瑞安市农村信用社整体改制为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建立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构架，随后2013年温州地区合作银行陆续改制为农商行，吸纳民间资本超50亿元。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壮大，温州农村信用体系也随之建立。截至2018年9月，全市共建立农户信用档案达187.3万户，评出信用农户数达143万户。“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是民间资金和正规金融相辅相成发展的过程，农业集群化信息化的发展需要获得长期限、高效率的金融支持，两者都不可或缺。”徐炯介绍，在这个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同时，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也在农村扎根发芽。

　　两项国家级农村金改试点——农村资产实现“确权”到“确值”

　　2012年是温州农村金融改革历程里具备里程碑意义。这一年，作为国家级试点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功获批。

　　2012年9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着力破解“无物可抵押，无信做担保”是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症结，农房抵押和农民资产授托两项民间创新得到中央认可，继而成为国家级试点。

　　在乐清市柳市镇湖东村，农家乐餐厅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寻觅美食。不少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建了以海鲜为主题的农家乐，而启动资金大多来自自家的农房抵押。这是2015年乐清市、瑞安市正式被国务院宣布成为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后带来的变化。

　　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乐清、瑞安就先后试行“农房抵押贷款”。申请贷款的农民以“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村委会认可书”作抵押物，经审核后给予房屋市场评估价50%-70%的贷款资金。2015年12月，温州乐清、瑞安两地县(市)被列入全国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地区。

　　试点启动以来，温州围绕农房抵押贷款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确权颁证、价值评估、风险补偿和抵押物处置等配套政策建设，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截至2018年9月末，全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133.4亿元，比试点前增加50.6亿元。

　　除了农房抵押，温州还有更为大胆的尝试：将贷款的权利交给农户，让他们拿值钱的东西来换取资金。瓯海农商银行推出了“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农户以自有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经济权益作为担保物，采取书面承诺方式申请贷款，其“承诺贷款”方式是对现行“非抵押不贷、非担保不放”贷款模式的创新性突破。从原先单一的以农房为主，向农村安置房指标、拆迁协议、社保权益、小微厂房等更大范围延伸，大量农村资产被唤醒。

　　从“确权”到“确值”这一转变，农民手里的“死资源”正通过不断推进的农村金融改革变成金灿灿的“活资本”。此项改革于2017年7月申报获批国家级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拓展试验项目。截至2018年9月末，瓯海农商银行“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已覆盖瓯海区226个村，受理资产10095宗，发放该项贷款8654户，金额37.62亿元。其中历史上从来没有贷过款的农民有3985户，金额共达8.61亿元。

　　“从温州40多年的经验来看，农村金融改革要充分尊重底层创新和基层首创，从下到上的创新击中的是农户真正的需求。”徐炯说，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政府要有所作为，真正细化农村金融市场，推动真正适合分散、弱小的农户的金融服务。

　　专家点评

　　农村金融改革探索之温州实践

　　朱守银(农业农村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温州农村金融改革试验试点探索，几乎伴随40年农村改革全过程：从1980年开启全国先河的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改革，到198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创办，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基层农村合作基金会和金融服务部的快速兴起，也有本世纪以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扎根发芽，更有先在基层自主探索、后经合法授权近些年组织实施的“农房抵押贷款”“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试验试点等。期间，有曲折、更有责任担当，有教训、更有丰富经验，体现了改革发展和探索创新需要的科学精神：一是坚持求真务实，以满足农业农村需求为根本，使“探索”更有根基、有空间、有动力；二是坚持因地制宜，适应农业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使“探索”更具针对性、可行性、有效性；三是坚持敢为人先，尊重基层首创精神，使“探索”更具主动性、多样性、启发性。这种科学精神，是改革创新事业走向深入、持续前行的重要引领，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