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持钊站在自家的门前展示退伍军人证件，门边贴着各种荣誉牌匾。

　　金持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默默地守护着金璇烈士故居。

　　1956年，金璇的家属收到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受台风影响，金璇烈士故居有受损。金持钊告诉金璇的孙子金云平，屋檐需要重新修理。

　　金璇烈士故居前的土地上，这草长得快，除草是金持钊最多的活。

　　金持钊偶尔和老伴一起做做手艺活，贴补家用。

　　除草是金持钊干得最多的活。

　　台风把故居东侧的门吹坏了，金持钊在修理中。

　　86岁的金持钊没想过，义务看护烈士故居三十余年后，自己会因此成为镇里的“名人”。他喜欢安静，每天中午会搬一把躺椅放在门口，小憩一会儿。背后墙壁上贴着的“光荣之家”牌子，就像老人大半生的注释。

　　儿子金美华还记得，去年12月，村干部敲锣打鼓将“光荣之家”的标牌送到家门口时，父亲突然背过身擦了擦眼泪，尽力挺直身体接过牌子。

　　有这样的进步，是靠党和部队的培养

　　金持钊，1934年8月出生，温岭市温峤镇楼旗村人。

　　在他出生前，母亲陈凤姐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入党介绍人正是同村的金璇。虽然未曾与他谋面，但在长辈的闲谈中，金璇的革命事迹慢慢渗透进了金持钊的心里。

　　1955年，金持钊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这是一个技术兵种，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有些不适应。部队成了他的充电站，学文化、学技术，金持钊各方面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很快就担任了副班长。

　　因为表现出色，入伍第一年，金持钊就入了党，“有这样的进步，是靠党和部队的培养。”心怀感恩，他将“我是共产党员”“光荣之家”的标牌贴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有文化，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改革开放后，楼旗村企业林立，外来人口猛增。村里请他到村警务室，帮忙管理外来人口，看中的正是他文化程度不低，又在部队磨练过。上任后，金持钊兢兢业业，几乎没出过差错。

　　有两件事让楼旗村党支部书记杨福春印象深刻，每月16日是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金持钊总是早早到场等候，“而且，村里组织党员义务清扫垃圾，考虑到高龄老人的身体，不强制要求80岁以上的党员参加，但他从没落下过。”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后悔

　　平时，金持钊和老伴会接些鞋辅的外加工手工活，赚点生活费。家里两层的石头房还是上世纪建的。其实，金持钊至少有两次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只因为村里需要他，都选择了放弃。

　　1958年退役后，金持钊被安排到温岭制药厂工作。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劳动都是一样的，村里需要我，我愿意回乡务农。”金持钊说，当时楼旗村希望他能回来管理人民公社，是村里生产建设急需的人才。

　　1959年，机会再次来临。金持钊被抽调支援三门盐场建设。上山砍树、下海打桩，刚过去的时候，经常累得睡不着觉。两年后，盐场顺利完工。金持钊接到了盐场抛来的橄榄枝，让他留在那里工作。他再次拒绝，因为当时的楼旗大队负责人想让他回来担任第六生产队队长，带领村民致富。

　　“当时盐场是国营企业，绝对是金饭碗。”老人的儿子金美华偶尔会想，如果父亲没有拒绝，生活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

　　每次老人听到这话，总会看他一眼，“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后悔。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我跟他们没法比

　　台风是金持钊最担心的事情。除了担心家人，还担心离家不远的金璇烈士故居。

　　在白色恐怖年代，故居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温岭县委领导人经常接头、联络、开会的地方，见证了温岭的革命斗争运动。百年时间，加上金璇后人长期在外工作，故居逐渐变成了危房，鲜有村民踏足其中。

　　30多年前，金持钊主动担负起看护故居的职责，平日里修修补补，清理杂草，“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对故居有感情。只要有我在，我就会一直看护烈士故居。”

　　台风“利奇马”来袭前，老人特意加固了故居的墙壁。台风稍有减弱，他就匆匆赶到现场查看。整体无恙，只有侧房的两扇门板倒在瓦堆里，这也让金持钊心疼不已，赶紧购买材料，重新安装回去。

　　尽管家中不富裕，但金持钊为故居买材料从没心疼过。“零散的材料钱，他从来没跟我提过。”金璇的孙子金云平说，有一次回到老家，看到老屋有新加固的痕迹，特意取了一些钱送到金持钊家里，而他坚决不收。

　　去年8月30日，故居被温岭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点。看到后续的修缮保护有了着落，老人宽心了不少。

　　交谈中，金持钊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我在这边看管一下，跟他们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