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在押人员写给毛卓云的部分信件。

　　毛卓云与在押人员一对一交谈。

　　今年56岁的毛卓云，12年来一直是宁波市看守所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监管民警。

　　远离危险是人的本能，毛卓云却把办公室搬到了艾滋病监区的普通监室里，把防护服锁进仓库，只为了让管教对象少一些距离感。

　　不怕吗？他笑笑说：“怕的。一开始主动提出管这个监区，就是想做点事。这个想法一直没变。”

　　12年来，初心未改，毛卓云累计管理教育的艾滋病在押人员已达500余名。

　　“工作总要有人做， 没人敢做，我就试试”

　　早上7时，毛卓云走进宁波市看守所，开始一天的工作。他目前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共26名，其中有18名“瘾君子”。

　　他先做监室安全检查，从在押人员床板下拉出整理箱，逐一翻查，又归位，“最怕他们私藏违禁品，自伤自残。”这看起来平常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存在感染风险。12年来，他的工作，一直如在刀尖上行走。

　　2007年，宁波市公安局决定将全市艾滋病在押人员集中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许多艾滋病在押人员因为得病而自暴自弃，身陷高墙后更是破罐破摔，动辄自伤、自残、威胁民警。

　　“给我6个月时间，管好了我继续，管不好另请高明。”毛卓云主动请缨管理艾滋病监区，“我的想法很简单，工作总要有人做，没人敢做，我就试试。我是1986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是退役军人，这点担当意识还是有的。我也知道危险，本来想一直瞒着家里。”

　　毛卓云接管艾滋病监区两年后，妻子徐爱英从《宁波晚报》一篇报道的一张侧影照片上认出了丈夫，这才知晓丈夫从事着这份高危工作。提起往事，徐爱英声音哽咽：“知道后，吵了一架，因为管理艾滋病监区实在太危险了！”

　　更“危险”的是，去年毛卓云把办公室搬到了艾滋病监区，就在管教对象监室的隔壁。这样可以及时了解监室情况，又能拉近与在押人员的距离。

　　“我准备死一次，进去跟他谈一谈”

　　“老毛敢于涉险的精神尤其让我敬佩。12年了，他每分每秒都暴露在危险中，他对工作，对每一个管教对象负责的态度始终没变。”市看守所医管大队同事孙立洪说。

　　王某，一个身高1.8米的东北壮汉，身患艾滋病，曾在2013年9月当街刺伤女友，还刺伤了处警民警。他在看守所里待了148天，其间多次自残，吸毒后遗症导致的精神异常还时常令他狂躁。在毛卓云的一遍遍谈话下，王某终于平静了些。但在案件宣判的次日，王某又出事了——用头撞监室的铁门，额头出血，像困兽一样呜咽。

　　这时候进监室太危险了。“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进去跟他谈一谈。”毛卓云向领导请示后，走进监室，装作若无其事地检查内务，正思忖着怎么和王某聊天时，背上突然受到了重重一击。王某狞笑着看着他，眼冒凶光。

　　第二天，毛卓云又走进王某的监室，此时，王某神情落寞地坐在角落。毛卓云轻轻抱住了他，王某迟疑了一会，竟趴在毛卓云的肩头，像孩子一样哭了很久。在王某断断续续的倾诉中，毛卓云捕捉到了关键信息——庭审时，王某的父母和女友都没有到场，他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毛卓云通过办案人员联系上了王某的女友、父母、表弟，逐一抄下他们发来的短信，带到监室读给王某听。

　　那之后，王某彻底平静下来，开始配合管教。被送往监狱前，王某向毛卓云深深地鞠了一躬，再次落泪。

　　“为这一声‘毛爸爸’，我心里得装着他们”

　　“毛爸爸!”毛卓云在监室检查时，95后的小宋这样喊他。

　　小宋5年前被查出艾滋病，两个月前进了看守所。“上个月的一个晚上，我睡前擦床板的时候，突然觉得手指被扎了一下，很痛。”小宋赶紧通过监室的呼叫系统向看守所指挥中心寻求帮助，值班的毛卓云立即来到监室，耐心哄着哭泣的小宋，又仔细查看，发现小宋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又红又肿，扎着一根1厘米长的深色木刺。考虑到小宋的情况算不得严重，毛卓云决定自己给他挑刺。

　　小宋患有艾滋病，挑刺过程中很容易出血，感染风险不小，但戴上手套又不好操作。毛卓云拿来了一卷透明胶，缠在小宋手指上，一下下挤着，红色的血珠一滴滴弥散开来，10来分钟后，木刺被挤了出来。就在这时，小宋轻喊了一句：“毛爸爸！”

　　小宋说，自己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毛爸爸每次都像爸爸劝孩子一样劝我，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那天他帮我挑刺，我想也没想，就叫了‘毛爸爸’。”

　　“为这一声‘毛爸爸’，我心里得装着他们啊。”毛卓云笑笑，“在我眼里，他们是犯罪嫌疑人，也是病人。他们做过错事，改正后还可以做好人。他们其实很害怕很自卑，怕病情恶化，怕被人看不起。想做好管教工作，就要尊重他们，走进他们的内心。”

　　“我多做点分外事，社会能多一分安宁。”

　　午饭后，毛卓云收到了一封信。“是小刘写来的。”他认出了信封上熟悉的笔迹，“小刘在这里待了20个月，去监狱后，还经常写信来。”他和曾经的艾滋病在押人员书信往来，已有100多封。“他们写信给我，是因为信任我，想和我说说话。我多跟他们说说，多做点分外事，他们就不容易偏激，不会做极端的事，社会上也能多一分安宁。”

　　认识毛卓云的人都知道，他干了很多本来不用干的活。

　　在管教过程中，毛卓云发现，没有文化是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他作了个大胆的决定——把监室“变成”教室，教他们读书认字。他找来了儿子小时候的课本，买来文具，从每个人的名字开始一点点教。监室里，很多人喊毛卓云为“毛校长”“毛老师”。

　　宁波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工作人员李怀亮和毛卓云已经是老熟人了，“刚开始，他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12年来，他一点点学，已经成专家了。他经常根据新收押人员的类型请我来作讲座。”

　　上学时，毛卓云最头疼写文章，这12年来，他却写了10万多字的工作笔记，有时是把案例记下来作具体分析，有时就是倾诉内心苦闷。通过多年的积累，毛卓云归纳总结出艾滋病在押人员管教工作“五心法”，即近心法、正心法、劳心法、破心法、宁心法。目前，“五心法”正在全省公安监管系统推广。

　　12年来，毛卓云总是对领导和家人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却多次出现了“我真的好害怕！”“累啊，真的很累！”他也曾多次偷偷去检查，怕自己万一被感染。

　　现在，家人成了毛卓云的有力后援。徐爱英说：“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一直做下去。我们只有给他支持，多多提醒他小心，希望他平平安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