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嘉兴市档案馆正在举行“岁月留痕、嘉兴记忆”老照片展，用时间刻度划分出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影像，在“1979年”那一栏下，一张黑白老照片牵出了嘉兴一段农村改革的往事。

　　照片记录了当年桐乡高桥公社落晚大队的农民商量“包产到组”的场景，而这，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奏。

　　当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在全国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之后几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如今，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新一轮农村改革再一次发力，在嘉兴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当年的落晚大队，如今的落晚村，也在阔步向前。

　　》》印记

　　照片有些斑驳，8位农户围桌而坐，有年轻人，也有老者，面目依稀可辨。其中一位小伙子似乎正在发言，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他。

　　这是1979年11月，桐乡高桥公社落晚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农民们相约在一位农户家，商量着“包产到组”的签约问题，这时，一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

　　很多年以后，这张照片被桐乡市档案馆收藏，由于年代久远，这张照片的来源已难以考证，而照片中的主人公，很多也已故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睹当年嘉兴农村改革的真实场景，遥想当年农村涌动的改革力量。

　　摄影师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不仅定格下了这些改革先行者的面孔，也定格下了这一值得铭记的历史瞬间。

　　》》故事

　　改革前夜，“大呼隆”暴露诸多弊端

　　俞海根今年81岁了，思维依旧十分清晰，当年任高桥公社的党委书记，后来曾任桐乡市政协副主席，20多年前退休。

　　1971年至1982年，俞海根的“职业公交车”恰好停在了高桥这一“站台”，这也让他有幸经历了那段跌宕起伏的改革历程。

　　1979年之前，高桥公社落晚大队在全公社穷得出了名，“一个男壮劳力干一天记10个工分，相当于三四毛钱，女劳力干一天5个工分，只够勉强吃饱肚子。”

　　作为落晚大队的联系干部，俞海根察觉到，农民的贫穷状态和“大呼隆”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勤不出力的情况很普遍，‘多劳多得’变成了‘拖劳多得’。”

　　农忙“双抢”时，为了抢进度，生产队把农户按照男女比例分成若干班组，各自分配任务，先干完可以先回家。分组作业让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但一段时间之后，又变回老样子，因为班组之内仍然是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

　　此时，安徽小岗村已经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争议很多，根据中央精神，在边远贫穷地区，如果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支持，但浙江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并不在此范围内。

　　然而，这并没能阻碍嘉兴农民日益强烈的改革愿望，在落晚大队的一些生产小队，土地改革正在悄悄地进行。

　　改革之始，悄悄开会签下字据

　　昨天上午，在落晚村村委会，65岁的徐关兴看着记者手机里翻拍的那张老照片，凝望许久，“这是第四生产队，照片有些模糊，过去快40年了。”

　　徐关兴是落晚村的老支书，也是当时落晚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小队长，作为这次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当年的一幕幕在他口中娓娓道来。

　　1979年年末，落晚大队第四生产队首先破除“禁区”，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吹响了改革前奏。到1980年春，生产队又将耕地全年承包给了农户，实际上实现了“分田到户”。

　　其实，除了第四生产队，其他生产队也对这种“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感到好奇，纷纷效仿。

　　徐关兴至今还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有三种人不愿意“分田到户”，第一种是不愿意参加劳动的干部，第二种是“懒汉”，第三种是“磨洋工的”。

　　徐关兴先在广播中听到了这篇社论，后来又找来了报纸，召集各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他在会上读了一遍社论，大伙儿纷纷表态：不愿做“懒汉”、不愿“磨洋工”，于是，纷纷签下字据，同意分田。

　　第八生产队的分田方式很有隐蔽性，他们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责任田负责交公粮，口粮田用于分配，“只动算盘、不动土地”，最后根据“业绩”分账。

　　阻力重重，在质疑声中突围

　　很快，落晚大队的改革受到了各方关注，质疑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首先是高桥公社，有两位老同志明确提出反对，县里也打来了电话，要求公社“好好把这个事情管一管”。

　　作为高桥公社党委书记和落晚大队联系干部，俞海根的压力很大，但他看到了改革的成效，“农民把土地管得更好了，产量也上去了。”但由于和中央、省委精神不符，他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对、不批评的态度，而在群众看来，这便是默许。

　　面对县领导，俞海根“躲为上策”，“每次到县里开会，我都坐到最后一排，不给他们批评我的机会。”

　　1981年，嘉兴地委专门派出工作组，到落晚大队调查，工作组领导批评了分田的做法，严肃地说：“你们这样是标准的单干。”

　　徐关兴当时年轻气盛，当即反驳：“这不叫‘单干’，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叫‘联产到劳’。”工作组在实地考察了分田前后收成的变化后，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方向道路有问题，现场效果还可以。”

　　“其实我心中有数，只要和中央改革精神相符，一定不会出大问题。”俞海根平时喜欢阅读《农村工作通讯》，他察觉到，农村改革正在一步步走向各个方面，针对最根本的土地问题的改革势在必行。

　　坚冰融化，改革全面实行

　　改革的成效显而易见。“‘要我干’和‘我要干’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徐关兴说，分田的那一年，第八生产队晚稻亩产达到了700多斤，几乎增加了一倍。

　　改革的春风越吹越劲，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之后，中央正式肯定“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包产到户”得以正名，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推广铺平了道路。

　　于是，高桥公社干部到落晚大队搞调研之后，提出“联产到劳上轨道”要求，发出了第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文件，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分业承包、联产计酬、实行奖赔”的试行办法，至1982年5月，整个高桥公社已全部实行“包产到户”。

　　1982年10月，桐乡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从当年冬种起在全县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春在全县全面推行。

　　1984年，浙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例高达99.5%，也就在这一年，桐乡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恢复性增产，全年粮食和大豆总产量达41.25万吨，比1978年增加4.93万吨，增长13.7%；蚕茧全年总产量11806吨，比1978年增长58.0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9.30元，比1978年增长230.48%。

　　走进落晚村，可以看到一幢幢别墅式的小洋楼，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如今，落晚村正在全面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率超过80%，这项“死产变活权，活权生活钱”的改革，将让农民收获更多实惠。

　　》》点评

　　依靠基层的创新实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如今，再次追问这段历史，会得到怎样的答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魏江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创新，也是农村劳动力所有权和成果分配权的创新，它改变的是农民的产出成果分配权、劳动力所有权，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对农村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回望这次改革，桐乡市政协原副主席俞海根表示，中央有精神、群众有需求、符合客观规律，这些因素让这项伟大改革得以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坚持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生产力一定会持续提高，社会一定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