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19日讯 “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
这是丰子恺先生在浙江大学上的一节艺术教育课,时间是1939年4月15日上午,他来到浙大刚满一周。
此时的浙大,正在西迁途中,暂驻广西宜山。
事实上,这样的课堂盛况,在1939年-1942年丰先生于浙大担任教职期间很常见。
不仅是艺术教育课,艺术欣赏课也是如此——“教室仅容二三十人,而听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门外,嗷嗷待座。”
丰先生的“教师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一幕。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听到他的课,学校将饭厅暂作讲堂——其实,饭厅也不过是间茅草棚,其间桌凳东倒西歪。
5月16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一楼,“不畏浮云遮望眼——丰子恺的浙大情缘与温州情”展开幕,将观者的视线拉回了80年前。展览由浙江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博物馆、温州衍园美术馆主办,持续到6月15日。
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的浙江大学辗转各地,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
受聘浙大之前,丰子恺在桂林师范任教。1939年1月2日,他从好友王星贤的信件里得知,马一浮在宜山买下一亩地和三间茅屋,请他去担任艺术讲师兼训导。
在桂林师范举行的欢送会上,他说出了前往宜山的原因——虽是流离途中,但丰子恺依然想借此增加游历,“在我多历地方,可以增长见闻,在诸君多得师傅,亦可以集思广益”,因此,他觉得前往浙大“利己利人”。
而1939年的浙江,“已非完土”,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湾遭战火涂炭,他钟爱的杭州也已面目全非。
但浙大对丰子恺来说,有其他人不能想象的诱惑力。他称浙大为“吾之乡学”,这所大学,足以让他一解乡思。
去宜山的路并不好走。
从1939年2月底,丰子恺都在做准备。然而,舟车难寻。
1939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几次。半月以来,天天准备走,而天天不走。初则懊恼,继以忍耐,今则成为习惯,无所动心。”
直到4月8日,丰子恺才抵达宜山。
宜山也不太平。
在丰子恺抵达之前,他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报纸报道的浙大遭受轰炸的详情。
“城外校舍,受弹八十余枚,几乎全毁。幸为星期日,学生皆出外,仅一学生受伤。”
这一天是1939年2月5日,这则日记,丰子恺还借友人的说法,透露了抗战时期的教育特征:“今后学校、商店等一切机关,宜取动物式,不宜取植物式。”
丰子恺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不可在城市中固定地点,如植物之生根于地,宜取摆摊式,随时移动,如动物之来去自由也。
在浙大任教期间,丰子恺将他的教育理念贯穿于日常的教学之间。
当时的浙大师院院长请丰子恺就“初高中课程时间拟订表,及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时间拟订表”发表意见时,丰子恺认为:音乐一小时宜改为二小时,理由是:“音乐亲和力最大,最善于统制感情,团结民族精神。抗战建国之时,尤不可忽。故宜增为始终二小时,且在事实上,较长较深之乐曲,一小时不能教完。若半途停止,过一星期再教,则学生都已忘却,重温颇为费力,一星期二次则易于教成。”
浙江在线5月19日讯 “约百余人,后排无座位,均站立,如看戏然。”
这是丰子恺先生在浙江大学上的一节艺术教育课,时间是1939年4月15日上午,他来到浙大刚满一周。
此时的浙大,正在西迁途中,暂驻广西宜山。
事实上,这样的课堂盛况,在1939年-1942年丰先生于浙大担任教职期间很常见。
不仅是艺术教育课,艺术欣赏课也是如此——“教室仅容二三十人,而听者有百余人,皆溢出门外,嗷嗷待座。”
丰先生的“教师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一幕。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听到他的课,学校将饭厅暂作讲堂——其实,饭厅也不过是间茅草棚,其间桌凳东倒西歪。
5月16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一楼,“不畏浮云遮望眼——丰子恺的浙大情缘与温州情”展开幕,将观者的视线拉回了80年前。展览由浙江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博物馆、温州衍园美术馆主办,持续到6月15日。
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的浙江大学辗转各地,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
受聘浙大之前,丰子恺在桂林师范任教。1939年1月2日,他从好友王星贤的信件里得知,马一浮在宜山买下一亩地和三间茅屋,请他去担任艺术讲师兼训导。
在桂林师范举行的欢送会上,他说出了前往宜山的原因——虽是流离途中,但丰子恺依然想借此增加游历,“在我多历地方,可以增长见闻,在诸君多得师傅,亦可以集思广益”,因此,他觉得前往浙大“利己利人”。
而1939年的浙江,“已非完土”,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湾遭战火涂炭,他钟爱的杭州也已面目全非。
但浙大对丰子恺来说,有其他人不能想象的诱惑力。他称浙大为“吾之乡学”,这所大学,足以让他一解乡思。
去宜山的路并不好走。
从1939年2月底,丰子恺都在做准备。然而,舟车难寻。
1939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几次。半月以来,天天准备走,而天天不走。初则懊恼,继以忍耐,今则成为习惯,无所动心。”
直到4月8日,丰子恺才抵达宜山。
宜山也不太平。
在丰子恺抵达之前,他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报纸报道的浙大遭受轰炸的详情。
“城外校舍,受弹八十余枚,几乎全毁。幸为星期日,学生皆出外,仅一学生受伤。”
这一天是1939年2月5日,这则日记,丰子恺还借友人的说法,透露了抗战时期的教育特征:“今后学校、商店等一切机关,宜取动物式,不宜取植物式。”
丰子恺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不可在城市中固定地点,如植物之生根于地,宜取摆摊式,随时移动,如动物之来去自由也。
在浙大任教期间,丰子恺将他的教育理念贯穿于日常的教学之间。
当时的浙大师院院长请丰子恺就“初高中课程时间拟订表,及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时间拟订表”发表意见时,丰子恺认为:音乐一小时宜改为二小时,理由是:“音乐亲和力最大,最善于统制感情,团结民族精神。抗战建国之时,尤不可忽。故宜增为始终二小时,且在事实上,较长较深之乐曲,一小时不能教完。若半途停止,过一星期再教,则学生都已忘却,重温颇为费力,一星期二次则易于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