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器官捐献日。器官捐献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是希望之托，更是人间大爱。

　　很多器官衰竭患者，因为一次配型有了生的希望，因为一次移植手术，生命得以重新绽放。

　　我国著名肝脏移植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救治过太多受益于器官捐献的患者。这些患者中，有部分人在康复后，化身器官捐献志愿者和劝捐者，为器官捐献公益事业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46岁的汪先生，便是其中一个。

　　4年前，如果没有及时获得那个救命的肝脏，汪先生的生命将永远定格在42岁。如今，移植手术已过去4年，曾经接受了器官捐献者最珍贵的馈赠的汪先生，换了个活法。

　　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和汪先生约好在咖啡馆见面，第一眼见到他，身着运动装、背着双肩包，积极乐观，充满活力，实在是很难把他和肝移植患者联系在一起。

　　“我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来自器官捐献者大爱的馈赠，要好好珍惜，更要力所能及回馈社会。”一坐下，汪先生的回忆和感受便如潮水般打开了——

　　天天喝酒应酬

　　没日没夜加班冲业绩

　　“拼命三郎”倒下了

　　我是义乌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上班做销售。我的骨子里有股拼劲，凭着努力好学、踏实肯干，一步步从最基层的岗位开始，做到区域经理、公司经理到分公司副总经理。

　　做销售，喝酒应酬是常态。伴随着岗位的晋升，应酬也越来越频繁，有时一顿饭从傍晚6点吃到凌晨2点，一个人喝掉24瓶啤酒。这对于有乙肝病史的我来说，其实无异于在慢性自杀。

　　2015年，我42岁，这一年，对我来说很关键。一方面，公司新产品投放市场，对销售的考验很大；另一方面，也关系着我能否成功调到杭州总公司。

　　那时我没有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机会，就想，拼了！ 2月、3月、4月，整整三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江西、福建、广东轮着跑。有时候傍晚五六点还在厦门陪客户吃饭，吃得醉醺醺时，又赶晚上的火车去福建南平继续见客户。

　　就这样，业绩和销量是拼出来了，但身体也给我敲响了警钟。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毛病，都是我自己“作”出来的。

　　急性肝衰竭

　　肝移植是

　　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拼了命干活的那三个月，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抗议，不知不觉，喝酒喝不动了，并且总感觉胃胀，吃不下东西，还不时发烧。

　　当时我以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吃了几片胃药，甚至还顶着烧，在钱塘江边跑步，想借此助消化。然而，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干活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015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已经很虚弱了，实在熬不牢，给自己放了三天假，去我们当地医院挂点滴。挂了三天，丝毫没有起色。

　　过完五一，又过了几天，5月8日那天，杭州总公司有个会，我从金华赶去开会。会开了没多久，我就坐不住了，身体慢慢往下滑。同事见状，赶紧把我送往医院急诊抢救。

　　傍晚6点，在抢救室，我其实意识还是清醒的，躺在急诊病床上，耳边传来接诊医生的对话：“这个人太严重，比较麻烦了。”

　　我一听，第一反应，完蛋了。其实当时我蛮平静的，自己也有感觉，好像撑不过这一关了。我当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愧对家人，这些年事业上一帆风顺，但忙忙碌碌不着家，都没有好好陪陪他们。

　　我给爱人打了个电话，说这次我可能逃不过了。我本以为我爱人会吓得不知所措，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很坚强，她安慰我，让我别放弃，让医生尽全力救。

　　晚上9点，报告出来了，和肝脏有关的指标全部爆表，急性肝衰竭。急诊医生马上联系了梁廷波教授，经过综合评估分析，当时的我必须马上肝移植，如果2天内不移植，可能命都保不住了。但肝源哪能说有就有呢？

　　当天晚上10点，在我浑浑噩噩快坚持不下去时，医院传来消息，有希望了，有合适的肝源，第二天早上9点准备手术。

　　当命运向你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又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我是幸运的。

　　5月9日，是我人生新的开始。当天下午，由梁廷波教授主刀，为我进行了肝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恢复得非常顺利，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并且马上能下床行走。当身上背着各种管子的我沿着床边踱步时，我才真切意识到，自己的一条命重新捡回来了。梁廷波教授看到我恢复如此之快，直夸我“生命力顽强”。

　　从住院到出院，23天，我就像做了一场梦。我的身体里，来自器官捐献者大爱的肝脏，重新开始发挥作用，延续着我的生命。

　　我是器官捐献的

　　受益者

　　更要把器官捐献的意义传递给更多人

　　这场大病后，我戒烟戒酒，规律生活，抛弃了原来极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多和家人在一起。

　　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跑步，周末和朋友登山。术后一年，我就参加了西湖25公里毅行，在2017年的中国移植运动会上，我取得了羽毛球男单亚军。

　　工作之余，我静下心来看书写字，学习医学知识。每到周末，我会风雨无阻回到义乌家里，为家人烹饪爱心美食，包下所有家务。

　　我一直感恩给我捐肝的器官捐献者，想通过更有意义的行动，来回报这份大爱。

　　2017年4月23日，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平台，我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器官捐献劝捐者行列。

　　我的劝捐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器官捐献的希望，也更能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

　　每次去一些企业做公益讲座，我都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当听完讲座的人纷纷拿起手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500人，通过我的讲座，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每每有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情绪出现波动时，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出现在他们身边，用我的亲身经历去宽慰他们战胜恐惧，笑对病魔。

　　上个月，我刚刚迎来重生四周年，我去浙大一院看了梁廷波教授。这四年，是器官捐献者给我的四年，是医护人员给我的四年，是命运给我的四年。我过得比以往40多年都要充实，都要有意义。经历这场大病，我的朋友圈也迎来了一次大清洗。现在的朋友圈里，汇集更多的是医护人员、是器官捐献志愿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早日配型成功，顺利手术。

　　浙大一院

　　“移植精神”

　　点亮生命灯塔

　　“汪先生术后到现在能恢复得这么好，离不开他自己顽强的意志力，离不开优秀的移植团队和医院的移植综合实力加持，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器官捐献者的大爱捐献。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梁廷波教授表示。

　　在浙大一院，等待肝移植的患者中，平均2周左右，约80%的患者即可获得供肝从而进行肝移植手术。截至目前，浙大一院已完成肝移植2648例，2019年元旦至今，完成肝移植122例，手术数量和质量稳居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