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90年的文明探源之路

视频提供单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采访对象：王宁远，1968年2月生，浙江遂昌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长期从事浙江史前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采访组：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良渚论坛”致贺信时指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它从1936年被正式发现，到2019年申遗成功，走过了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

　　王宁远：我是2000年来到良渚工作的。此后20多年，始终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着这片土地的变迁。更早的岁月，虽只是听闻，却也深知前辈们的坚守与付出。可当真正静下心来，系统梳理这么多年的历程才发现，刚好能串成“起、承、转、合”4个篇章。每一篇背后，都是一群人的坚守、一个时代的印记。

　　“起”于1936年，一个叫施昕更的年轻人，拉开了良渚考古的序幕。他那时候是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于一次野外调查中，在杭州良渚附近发现了几块黑陶碎片。此前不久，山东城子崖遗址刚刚考古发掘出著名的龙山文化，代表正是黑陶。他推断良渚很可能也是一个古遗址，且与龙山文化相关联，便向馆里提出发掘申请。自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先后进行3次发掘，获得大量石器、陶器，确认了远古文化遗存的事实。之后，施昕更全身心扑在整理研究上，写出了5万多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馆长董聿茂看后给予充分肯定，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这时候全面抗战爆发，博物馆随即着手撤离。在转移过程中，施昕更随身携带手稿，不断修改、补充。1938年6月，该报告得以问世，“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良渚考古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有情怀、有温度、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的。

　　施昕更撰写的良渚报告封面

　　“承”自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牟永抗、王明达等前辈白手起家。在极度缺人、缺钱、缺设备的困境中，他们于1959年将良渚文化正式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单独命名，还一步步搭建了“马家浜—崧泽—良渚”的年代谱系。他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尽管手里只有一盏小油灯，却一步都没停。

　　“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像

　　1986年，良渚考古进入“转”的关键阶段，在反山挖到王陵级大墓，出土了数千件玉器。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玉琮王”，它重约6.5公斤，内圆外方，刻有神人兽面像。曾听王明达老师讲过，当时他们在挖的时候，为避免墓内随葬品受损，一律不许用金属工具，全拿竹片削成各种形状的小工具，一点点剔土。由于墓坑深、东西又多，人下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大伙儿一合计，想出了“悬空操作法”，把2根竹竿横架在墓口两边，再用绳子吊2根下去，上面铺上木板，离器物大概10厘米。在不碰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人蹲在木板上，清一段挪一段。大家基本上就是趴在木板上干活的，腰酸背痛，有时候半天都站不起来。可看着一件件宝贝从自己手里“重见天日”，再累也值了。之后，瑶山、莫角山、塘山等发现也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遗址群”这一概念被提出，考古认知开始转向整体性大遗址视角。

　　“合”始于2007年良渚古城被发现，标志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这座距今5300—4300年的古城，有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总面积10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城市。之后，又陆续发现30多条坝体。过去，我们看到的是散落在遗址群里的一个个点，现在知道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座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反山是王陵区、莫角山是宫殿区、塘山则是水利系统的一部分。同时，考古方法也从传统依赖‌人工田野发掘，跨入地质、动物、植物、遥感多学科合力的“全考古”时代。

　　采访组：对于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良渚又承载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王宁远：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任职期间，就曾说过“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2019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申遗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填补了早期稻作农业文明的空白。像此前的世界遗产，埃及、两河流域是小麦文明，玛雅、印加是玉米文明，良渚则是水稻文明的代表。第二，良渚古城建于沼泽之上，有独特的技术工艺和城市规划思想。后来，我们获得全票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感谢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类型的文明标准”。

　　说到这里，还有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我们曾找到施昕更的个人档案，竟然发现他入职西湖博物馆的时间是7月6日，这正是良渚申遗成功的日子。原本投票并不是这天，由于前一个代表团飞机延误，时间发生更改，完全不可控，却偏偏落在了这一天。

　　而对于中国来说，良渚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实证”。它是第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甚至连传说都没有，纯粹靠考古发掘实证的五千年文明。它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悬殊的墓地以及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到今天为止，良渚仍然是其最扎实、最完整的案例。

　　采访组：从昔日遗址周边采石场的“炮声隆隆”到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典范”，良渚遗址保护走过了怎样的蜕变之路？2003年习近平同志叫停采石作业的决定，为何成为良渚保护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王宁远：1986年反山大墓发现后，我们划了一个遗址群，大约三四十平方公里。做保护的人直接把这个集群划成了保护区。意味着什么？工厂不能盖，房子不能建，种树挖鱼塘都不行。对当地人来说，这就是一块“死地”，矛盾非常尖锐。然而，更大的威胁来自开山采石，良渚北侧山坡上蕴藏着丰富石料。当时，浦东搞大开发，许多石材就是从这边采的。北京专家每次来良渚开会，都说“炮声隆隆，像战场一样”。后来，省政府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下令关停有关石矿场。余杭区境内的都关了，但还有小部分属于湖州德清县。2003年7月，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良渚调研。他观看了遗址保护和考古发掘录像，并听取汇报。当得知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6家石矿场关停有困难时，他当机立断，“明天，就去湖州”。很快，这几家石矿场被彻底关停，良渚周边的炮声再也没有了。

　　1986年反山墓地挖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竹竿悬吊木板上讨论问题。

　　因为良渚是建在山水之间的文明。石矿一炸，山体毁了、地形变了，骨架就散了。再怎么考古，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同志这一声叫停，得以把它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格局原原本本地留下来。从那以后，我们一步步摸索、实践，保护工作渐渐走上正轨。

　　说到转变，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从遗址点保护转向整体性保护。古城核心区与外围水利系统全部纳入保护范围，统一规划、统一管控。过去最怕“保点丢片”，比如发现了50个遗址点，要是只把这些点圈起来，中间全盖上房子，那良渚就只是一堆零散土坑。如今，100平方公里遗址全被做成数字地图，每一寸、每一处都在监控之下。这种整体性保护，也成为申遗成功的关键底气。第二，从限制发展转向融合发展。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保护不是束缚手脚，重在活化利用。如今，遗址被建成开放式文化空间，百姓可散步休闲、游客可参观体验，既有效保护，也让这片土地“活起来”。此外，每年举办的良渚论坛，已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不断吸引全球考古学家与文化学者前来。保护不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转变为赋能未来的新动力。第三，从单打独斗转向多方协同。现在的良渚保护，不再是少数人或某一部门的事，而是全省、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从天上遥感监测到地上人工巡查，从政府严格管控到百姓自觉参与，大家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织就了一张守护遗址的“天罗地网”。

　　来良渚古城遗址参观研学的人们 李文慧 摄

　　采访组：在您的考古经历中，有没有哪一次发掘发现，至今想起依然心潮澎湃？

　　王宁远：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鼠标点偏”，让我发现低坝，从而确认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面貌。201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李旻教授送给我们一张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影像，作为来良渚考察的见面礼。因为我平常爱捣鼓技术，同事就把影像交给我，想着2009年已经发现了高坝，让再看看那片区域有没有漏掉的坝体。由于分辨率过高，只能用Photoshop一层层放大看。一次，鼠标一滑，光标偏南了一点。画面跳出来的瞬间，我愣住了。只见两座山像两个铁球，中间一个长条横在山谷最窄处，活脱脱一个哑铃，这正是人工筑坝的典型形态。因为在自然地貌里，山谷口应该是开放的，水可以流出来。现在有个东西垂直于水流方向把它拦住，这不就是坝吗？于是，我立即找到负责城墙勘探的技工祁自力，让他去勘探一下。几天后，果然发现那条坝的确是人工建造，并且左右还有两条。

　　之后，我打开影像继续搜索，又在附近发现多个疑似坝体。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坝体往东，能通过栲栳山和南山，与塘山相连；往西，沿一组低丘向北，可与之前发现的高坝连成一体。过去，我们认为塘山是拦洪大坝，但其南端在毛元岭被一条渠道截断，并不封闭，无法有效挡水。当年也曾沿毛元岭向南寻找，一直没结果。现在卫星影像清楚显示，塘山并非向南，而是向西绕过两座大山，与这些短坝相接。如果新发现的坝体属于良渚时期，那就意味着塘山、高坝、低坝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外围水利系统！

　　那个瞬间，你是全世界唯一知道这个五千年秘密的人。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从来都不是写在规划里的。真正改变历史的东西，都是你完全不知道、突然冒出来的。后来，经碳十四测定，这些坝体与塘山、岗公岭坝体同属良渚时期。它们的年代，比大禹治水还要早一千年。

　　采访组：您认为良渚考古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是什么？还有哪些尚未解开的谜团值得期待？未来可能取得哪些突破性成果？

　　王宁远：很多人以为，良渚申遗成功就是终点。完全不是。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给你几个数字，从1936年至今，在100平方公里的核心范围内，累计发掘面积只有6万平方米，也就是万分之六。换句话说，还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四，我们没动过。

　　良渚古城模拟图

　　而在这其中，古城外郭城之内的9平方公里，植硅体研究没有发现稻田。意味着什么？城里两三万人不种地，粮食全从外面来。外面是哪里？嘉兴，湖州，还是更远？不知道。稳定同位素检测发现，人体骨骼中有吃小米的痕迹。小米是北方作物，这意味着城里有人来自中原。是移民，贸易，还是战俘？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已经不是单点遗址考古，而是以整个区域为视角的“国家考古”。一个都城，它不从事生产，粮食从哪来，盐从哪来，石材从哪来，玉料从哪来？这些物资的流动范围，可能就是政治权力的边界。我们正在把良渚理解成一个区域性乃至跨区域的政治实体。

　　当前有几个重要方向。第一，我们发现了一个可能比现有古城更早的小城线索。良渚或许不是“平地起高楼”，此前还有一个更早的中心，有待验证。第二，水利系统已发现30多条坝，几乎每个山谷都有。这说明良渚人对整个山前平原的水资源管理，远超想象。第三，城内结构仍不清楚。目前有宫殿区、墓葬区，但作坊区呢，做玉器、石器的在哪，百姓住哪？都不知道。考古学前辈苏秉琦说过，中国考古学要“重建古史”。良渚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但我们离“重建”还差得远。现在，几乎每半年就会刷新一次认知。框架性变化，时有发生。比如，以前认为塘山是一条长坝，现在知道它是水利系统的东端；以前认为反山是孤立王陵，现在知道它是古城的一个功能区，外边有个院子，可能是最早的陵寝。这些认知变化，直接改变着我们对良渚社会性质的理解。

　　对于良渚考古而言，探寻历史真相，才是终极目标。从施昕更在战火硝烟中背着手稿辗转，到牟永抗、王明达在艰难困顿中矢志坚守，再到我们这一代以科技赋能聚跨学科之力持续探索——这条路上，方法、技术在变，唯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从未改变。尽管考古永远无法完整复原历史，正如良渚尚无明确文字记载，其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与信仰体系，可能将永远无法确知。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无限迫近历史真相。

　　所以，良渚的故事远未结束。最震撼的发现，或许就在明天。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除标注外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中国档案报》2026年5月8日总第44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