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那曲错落有致的“浙江小区”，邢最荣想起的，是20年前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个下午。

　　“老远的，就看到一片明晃晃的亮光，刺眼得很。”这位我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领队告诉记者，1995年的初夏，当车子顶着这片刺眼的亮光开进那曲县城，大家才知道，离浙江近4000公里的这片雪域高原上，百姓都还住在铁皮搭建的房子里，而让援藏干部一路眯缝着眼睛才能前行的，正是屋顶反射的阳光。

　　20年之后重返那曲，这段邢最荣讲了一路的记忆已不见踪影，“那曲的变化太大了”。自豪，写在每一位在对口援藏20周年之际回到这片土地的援藏干部的脸上，那些忘我工作的日子，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在回头望去的今天，正躺在岁月的长河里闪闪发光。

　　“来到那曲，总是想做点事情出来”

　　说这话的时候，我省第四批援藏干部领队李良福正走在“浙江路”上。这条全长3.271公里、总投资4174万元的马路，1998年开始规划建设，2007年9月全线竣工，当年6月结束援藏任务回浙江的他没有见证通车，心里却一直牵挂着。

　　在那曲，“浙江”是一个流行词。每一批援藏干部，都能在那曲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项目”。它不仅意味着以甲岗水电站、“浙江小区”、“浙江中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标志性工程，更是和每一位那曲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改变。据统计，20年来我省累计投入援藏资金近20亿元，计划外援藏资金5亿多元，实施援助项目540多个，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七批援藏干部陆卫良在今年初的一次走访中，发现索县荣布镇永珠初级小学200名学生缺乏过冬物资。回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多方筹集资金，迅速从北京专门订制了200套羽绒服，价值13万余元，让孩子们温暖过冬。

　　“身体再好的人，刚到那曲都会不适应”

　　第五批援藏干部朱云伟自诩有一副好体格，可即便如此，援藏的3年里他偶尔还是会觉得气喘，“这个时候不要慌，停下来深呼吸两下，缓一缓就好。”

　　那曲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至零下3℃，最低达零下40℃，含氧量更是只有平原地区的近50%。每一位援藏干部来到那曲，都或多或少出现头痛气喘、恶心呕吐、心跳加快等高原反应，而掉发、紫嘴唇、黑皮肤，更成为每个人的“标配”。

　　“在这个地方做事，如果没点信念支撑，真的够呛。”援藏第一年，一直在室外为项目奔波的戚飚，是被同伴们抬回拉萨的。而第七批援藏干部刘国建，刚到西藏就患上了高原急性肺水肿。可短短一周之后，他就出现在工作岗位，“我是来援藏的，不能拖大家后腿。”

　　让朱云伟念念不忘的，则是这样一个故事：2008年，和他一批援藏的李灿堂带着医疗队去双湖县调研，在海拔5000多米的盘山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年近五旬的李灿堂二话不说，撩起袖管就在现场给伤员输起了血，“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很久才缓回来。”

　　“自来到那曲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每个援藏干部就没再把自己当外人，一心一意投入当地的建设，也融入当地的生活。”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李华如是说。

　　“就是想到家人，会有些过意不去”

　　李武斌是第七批援藏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为同伴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偶有空闲的时候，他习惯性拿出手机。屏幕上，妻子和儿子在冲他甜甜微笑。

　　“援藏3年，亏欠家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说起家人，每一位援藏干部的脸上都是歉意的神情，可当工作摆在眼前，舍小家顾大家，依然是每个人最坚定的选择。今年8月，李武斌的妻子带着儿子到西藏看爸爸，20多天的假期，李武斌却足足缺席了半个月，“工作太多实在脱不开身，他们会理解，等以后援藏结束了，一定带他们在西藏好好转转。”

　　3年之后，加倍弥补。每个援藏干部都这般暗暗发誓，可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再也没有这个表达愧疚与感激的机会。第一批援藏干部张家明，看到藏胞趴在雪山脚下艰难寻找虫草，一心琢磨着帮他们科学提高产量，冬虫夏草抚育基地建起来了，但他的身体却垮了，援藏结束没多久，时年49岁的他就离开了人世；第六批援藏干部王卫东、干爱忠，在从那曲到拉萨购买设备的途中发生车祸因公殉职，当时距离他们结束援藏还不到一个月……

　　“在那曲战斗过的，都是好兄弟，我们一定一批接着一批干，把这个第二故乡建设好。”援藏干部们相信，梦牵那曲20年，希望生生不息。